档案与苏维埃区域史研商,核心红军计谋转移的

原载:《苏区研究》2018年第6期

特马王中王一码一肖,摘要:在中央苏区反“围剿”问题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最初主张优先考虑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必要时可以撤离苏区。随着连续两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出现“左”的情绪,基本不再考虑转移的方案,并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分歧。因此,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是在没有战略转移预案的背景下开始的。当红军遭受严重损失后,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被迫考虑准备进行战略转移,并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达成共识。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都希望通过1934年夏季的军事行动来反败为胜,导致中共中央迟迟不能下决心实施转移。另外,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着力经营四川、陕西,进而发展西北苏区的思路,也深刻影响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最终选择。

近年来,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越来越得到认同,档案收集、整理和出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杨奎松、王奇生等学者之所以能取得重大的学术突破,突出的原因正是依赖于档案史料的开发、运用。鉴于前人的经验和苏区史研究的实际需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央苏区民间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特设一个子课题,着力于基层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十分必要。

关键词:中央苏区;共产国际;战略转移

一、苏区档案及其特点

众所周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进行了战略转移。以往学界对于战略转移的决策过程、准备工作、时机选择、方向目标,以及共产国际在其间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已经有较深入的研究。(代表性论著有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长征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徐占权、徐婧编著:《长征中的重大战略抉择》,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赵蔚:《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长征的时机选择》,《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孙堂厚:《论长征的准备工作》,《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王新生:《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3期;余伯流:《长征的决策、准备与突破》,《前线》2006年第8期。)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进行探讨,包括:中共中央是如何看待战略转移的?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为何事先没有制定战略转移预案以备不虞?中共中央何时开始考虑战略转移的,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是如何选择的?这种选择背后反映了中共中央怎样的战略意图?对于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依据相关资料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并着力厘清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之间磋商互动的复杂过程。

苏区档案,是指其内容与1920-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苏维埃运动紧密相关的文献或实物。除了一般档案具有的原始性、系统性、丰富性等特点外,苏区档案还有以下特点:第一,稀缺性。原始档案越多,历史书写就越有可靠保障。如梁启超所说:“历代官署档案,汗牛充栋,其有关史迹者,千百中仅一二,而此一二或竟为他处所绝不能得。档案性质,本极可厌,在平时固已束诸高阁,听其蠹朽,每经丧乱,辄荡无复存。旧史纪、志两门,取材什九出档案,档案被采入者,则附其书以传,其被摈汰者,则永久消灭。”【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同理,由于多年战争的影响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保留至今的苏区原始档案特别稀少。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但从瑞金到达陕北后中央和中革军委等有关部门保存的文书档案资料较少,才50余斤,数千件。【刘英、丁家栋、杨洁:《长征史料的挖掘、保存》,《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1期,第146-153页。】虽然除了中共自己保留的档案,还有国民党方缴获及海外保留下来的档案,但原始的苏区档案总数稀少。第二,非专属性。本来,从档案的来源来看,档案的生产者是特定的组织、单位或个人,一经入馆收藏,档案是按照全宗、卷宗来分类归属的,此全宗、卷宗就是该档案的名号。但是,从实际归属看,苏区档案不仅仅藏在档案馆,同时也收藏在革命博物馆、革命纪念馆、党史办等相关单位。甚至在有的地方,苏区档案没有保存在档案馆,反而是在上述其他单位。如新近学者在福建省新泉革命纪念馆发现的105件乡苏维埃政权公文底稿,较为罕见,有助于重新认识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具体实践。【参见张侃、李小平:《1929-1930年闽西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以“芷溪苏维埃政府公文底稿”为中心的分析》,《东南学术》2017年第1期,第67-78页。】因此,从“稀缺性”特点出发,我们要加强苏区档案史料的搜集工作;从“非专属性”特点出发,我们在实地搜集中不仅要关注档案馆,还要关注其他收藏单位。

一、撤离苏区预案的放弃

二、苏区史研究中常用的档案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初采取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方针,并没有考虑战略转移问题。不过,通过仔细梳理历次反“围剿”斗争文献,可以发现:中共中央并非一直反对战略转移,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认可到排斥的转变过程。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对于最大的中央苏区更是给予高度重视,直接参与指挥其反“围剿”斗争。囿于红军自身力量的弱小,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最初都强调优先考虑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反对机械地固守根据地,主张必要时可以撤离苏区。但是,随着形势发展,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开始改变态度,并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了分歧和争论。

从苏区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与相关成果来看,当前苏区史研究中常用的档案主要如下:

在第一次反“围剿”前夕的1930年12月2日,远东局负责人米夫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提出:“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我们将暂时撤离这个地区。如果要问:是保卫苏区直到最后一个红军战士,还是挽救红军?那么,比较合适的作法,当然是后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01页。)这种意见为后者所肯定。1931年1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把赣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据地保持在我们手里”,但“军队的主要核心力量在敌人压迫下有暂时被迫撤退的可能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一是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为代表的“中央”档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起初是“内部本”,增补后于1989-1992年出版成为“公开本”,是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大型档案文件汇编,共计18册,按年度分册,其中第3-11册为1927-1938年的史料。《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则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并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大型文献选编,其中首次公开发表的300多篇文献即来自中央档案馆,共计26册,3600多篇,约1350万字。其中4-14册为1927-1938年的史料。这类档案有三个特点:一是编者权威,即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等是档案资料整理和编辑的主体;二是内容权威,即大多数档案资料来自中央有关部门的保存或收藏,且内容都经过编者的考证;三是内容专门而系统,基本上都是中央文件及长时段的资料汇编,有助于考察苏区的兴衰流变及来龙去脉。除了系统的文件档案汇集之外,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年谱、文集、传记等著作中也公开了相关的中央档案。

共产国际的意见为中共中央所接受。193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号召“打退军阀们的反攻,保护苏维埃区域”,并强调“必须避免在不利于我们条件下的殊死战,必须保全并巩固自己的真正力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页。)。随后,中共中央在通告中进一步指出:“反对因为敌人进攻而走到右倾、消沉、失望、分散、逃避乃至取消的观念”,但“这决不能解释成我们是要红军固守一个区域的。假使在敌人大部队的集合包围中,红军力量有被敌人击溃或消灭的危险,则我们便应站在保存实力以图新的发展的观点上,移动红军的主力,去选择新的区域,准备适当的进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38页。)

二是以各地革命史档案为代表的地方档案。由于苏区革命的在地性与底层性,各个苏区所在市县的党史部门、档案馆等也组织或联合编辑了地方革命档案。这类档案分为两块,一块是长时段的革命史档案。这批档案有300多种,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或“革命历史档案资料汇编”,大多数在1980-1990年代已经完成编辑,但印数很少,且属于内部发行,极少数公开出版(如《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1986年版)。这类档案的价值独特,“最大特点在于其地方性和事务性。毫无疑问,这些历史文献是研究中共与地方关系,尤其是地方党,包括各省和各个早期根据地内部发生的种种历史问题与历史事件,和研究中共地方史,特别是深入探讨中共基层组织历史状况的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从整体研究中共党的历史而言,它们对已经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也具有极为重要的补充参考作用”【参见杨奎松:《6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谈往阅今——中共党史访谈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98页。这里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可能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这批革命史档案,从内容来看,除了“地方性”“事务性”特点外,还有长时段、系统性的特点,涵盖了地方革命活动的酝酿、党团组织的发展、革命兴衰与社会状况等内容。这对系统地揭示苏区的发生背景、发展源流、变迁走向等问题都极有助益。另一块是专门性的苏区档案。这无疑是苏区史研究中最基础的史料。以中央苏区为例,从1980年代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革命历史资料丛书”之一,上中下3册)到2011年以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赣州、龙岩党史部门共同编辑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都是最受学术界重视的文献汇编,档案是其大宗,如党的中央领导系统文件、中央政权系统文件、军事系统文件、中央群众团体文件、中央革命根据地所辖各省文件等。此外,苏区的若干专题,如工商税收、司法、妇女运动等,也出版了档案汇编。

在第二次反“围剿”时,远东局强调第一次反“围剿”时的指示依然有效,并指出“从必须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出发,以进一步壮大和巩固红军为使命”(《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130页。)。1931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指示,明确指出:“随时要注意到在必要时有退却的可能。如形势上必须退却,则就应退却,不要因为怕失却地域而发生姑息。我们始终不应忘记,必须保存红军的基本实力,为的是可以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97页。)3月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补充指示再次强调:“为着保全红军实力,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这样做,我们的事业还是没有失败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256页。)。应该说,此时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在防守苏区问题上还保持着相当的弹性,在积极保卫苏区的同时,也考虑在必要时撤离,以保存红军实力。

三是以“民国档案”尤其是蒋介石、陈诚等个人档案为代表的国民党档案。苏区时期,国民党是共产党革命的对手方。近年来苏区史研究的一个明显进步,是补充或加强了对国民党一方的研究【如陈红民依据“蒋介石日记”这一档案史料,对国共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参见氏著:《从〈蒋介石日记〉看其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苏区研究》2016年第6期,第10-19页,《新华文摘》2017年第7期转载。】,使得相关结论更为客观和全面。之所以有这个进步,是因为对国民党一方史料尤其是档案的利用。国民党的档案收藏极为丰富,主要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省的档案馆及海外尤其是大学的特藏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以收藏民国时期档案史料为主的国家级档案馆。所藏的五大类档案中,“南京国民政府档案”共1010个全宗,数量最多。【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官方网站(https://www.shac.net.cn/dagis/gcmgda/)。】又由于苏区时期国共之间以军事冲突——“围剿”与反“围剿”为主旋律,苏区史料主要集中于该全宗的“军事机构”档。至于台湾,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台湾省“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等的收藏为最。国民党档案史料中的个人档案,在苏区研究中利用较多、价值突出的有蒋介石档案和陈诚石叟档案,主要收藏在台湾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近代中国档案特藏室,后者收藏了蒋介石、宋子文、陈诚等国民党政要的私人档案资料和其他相关档案,总计600多种,逾300万份。【参见严昌洪编著:《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国民党方的档案,还有一大块是基层县市的“民国档案”或“旧政权档案”。它产生于民国时期,1949年后移交或接转到原苏区市县的档案馆。有的地方,这批档案数量巨大,还未全面整理,也未引起学者的充分重视。如学者在四川发现,基层的民国档案,无论数量还是保存的质量,都远甚于清代档案。万源市档案馆和战史馆珍藏了数量丰富的1932-1935年间万源县政府档案,渠县档案馆收藏了6000多卷民国档案,其中很多是红四方面军独立师师长任伟章在渠县任知县时的档案。【编者:《前言》,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这些对于全面、深入地研究川陕苏区的历史很有帮助。

在连续取得两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随着革命的复兴和红军力量的增长,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对苏区的发展信心大增。1931年6月10日,远东局成员雷利斯基兴奋地宣称:国民党消灭苏区和红军的任务遭到失败,“‘赤祸’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也没有被限制住”,“今天它比半年前还要强大得多,危险得多”(《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330页。)。另一成员盖利斯在给联共中央的信中也指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近来已发展成为这样一支重要力量,以致南京不得不同它们进行一场真正的大战”,“迄今为止南京在这场斗争中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334页。)。受这种乐观情绪的鼓舞,在准备第三次“围剿”斗争时,中共中央不再准备撤离的预案,而是强调要扩大苏区。193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中强调:“要使苏维埃根据地在红军胜利与群众斗争发展的条件下,日益向外发展,日益扩大他的领域”;“即使红军在某些根据地区受了一些挫折,或者敌人以极大部队压迫较小集团的红军,红军也不能远离根据地去躲避”(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9—320页。)。

四是以《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为代表的海外档案。这是指保留在海外的外文或中文形式的中共革命档案。在中西交通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中共的革命并不是纯粹一国之内的事件,而始终处于国际关系网络当中。研究中共早期革命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联共之间的互动关系。多年来,受语言等因素的限制,大陆学界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建立在国内史料基础上,而缺乏域外尤其是苏俄方面的史料支撑。这种情形的基本改观,始于《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这套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于1997-2012年间出版的大型档案文献,主要由两块组成,首要一块是《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1920-1949)》的中译,这是联共、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原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丛书共计21卷,其中第7-15卷是有关苏区时期的档案,如第7-10卷的内容涉及1927-1931年间联共和共产国际制定、实行苏维埃方针初期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为既有研究中史实、内容、观点的修改或补充提供了关键性的档案支撑,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史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如凌步机:《共产国际、联共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经费与物资援助》,《苏区研究》2015年第1期,第42-56页,《中国现代史》2015年第10期全文复印;余伯流:《共产国际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第22-35页,《中国现代史》2017年第2期全文复印等。】此外,日本、欧洲等地收藏的档案也有不少系中文原件或复制件。据介绍,日本外务省档案在美国占领期间曾经复制为胶卷,以后公开出售,共计2116卷,200万页。其中有相当数量与中国有关,如民国历史(1917-1942)、内战历史(1913-1936)等类,部分内容就采自中国。1962年有单位曾把其中收集的中文原件——党和革命政权的传单266件汇编为两册,名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史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史资料》。绝大部分日文材料还没翻译。【参见张注洪:《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页。】整体而言,海外苏区史档案的搜集整理工作,方兴未艾。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似乎支持了中共中央的判断。12月4日,中共中央以严厉的措辞指出:“应严重的注意到红军的有力发展,须建筑在现在根据地的巩固之上。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第541页。)中共中央还特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一向比较稳健的中央苏区领导人。1932年2月,张闻天在为《红旗周报》写的社论中,批评中央苏区始终没有“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的去念”(《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在巨大的压力下,苏区中央局于5月11日作出检讨,自称:“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80年,第211页。),“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对敌人力量过份恐惧”,“不了解红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对于迅速夺取大城市迟疑,主张向着偏僻区域发展”(《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册,第218页。)。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苏区中央局强调:不仅要粉碎国民党军阀的“围剿”,而且“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册,第215页。)。

三、苏区史研究中档案利用的几点思考

不过,相较于远东局、中共中央的乐观情绪,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仍然持谨慎态度,坚持了以往的观点。1933年二三月间,围绕着如何评价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和如何进行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与远东局、中共中央发生了争论。

诚如上述,当前苏区史研究越来越重视档案,不过,相比之下,对基层档案的认识和运用还有待加强。面对丰富多元的基层档案,研究者该如何利用?以下结合课题组一年多来的实践,提出三点初步的思考,希望有助于推动本领域的研究。

争论首先发生在关于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的问题上。1933年,当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战争陷入困境时,红四方面军主动撤离苏区。关于这次行动的合理性,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但毫无疑问,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对这次行动的严厉批评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1933年2月,远东局政治代表埃韦特指责说:“红军的撤退会带来政治上的损失”,“重复必然导致我们力量的涣散,甚至可能瓦解我们的军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远东局则指出:即使处于困境,“也不应作出哪怕是暂时放弃苏区的决定”,红四方面军撤离“无疑犯了严重的错误”(《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21页。)。中共中央也批评说撤离决定“是非常大的错误”,并强调“放弃苏区不仅是丢掉红军之政治的经济的基础,而且会要动摇工农群众对我们的信心”(中国现代史学会编:《长征档案》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不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远东局的意见不以为然。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我们积极评价第4军主力向四川转移”(《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54页。)。这显然是另一种声音。

一是档案的“在地化”利用。从场域来看,苏区的建设空间主要在乡村社会。乡村与城市或国家的场域性质不同,这一属性决定了苏区史研究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城市史等领域的研究更加需要紧紧扎根于基层大地,此所谓“在地化”。在这方面,华南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值得借鉴。从方法论来看,研究者到田野中不仅是为了发掘、搜集史料,更重要的是将档案带到田野中阅读。田野即历史现场,研究者须从在地的角度,基于档案的社会属性,努力将档案和与其关联的地方社会情境、社会结构、基层组织、民众日常生活等予以整体思考,在“历史现场”解读档案,在档案中理解历史现场。地方基层革命史档案通常具有名目繁多、来源不一、版本多样等特点,需要细加考证、鉴别之后方可使用。例如,学者考证后发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所编的《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中选刊了14份有关宁都起义的档案资料,其中有些并不符合史实。【曾庆圭:《“宁都起义”几个史实问题的考辩》,原刊《江西党史通讯》1985年第12期,后收入宁都起义纪念馆编:《宁都起义》,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50页。】这种“在地化”的考证对于进一步提高档案利用的准确性及澄清史实都有裨益。

争论还发生在关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方针上。这次反“围剿”战争前,中共中央认为:红军的力量已经有了百倍的增加,“同三次‘围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共中央断言红军将在反“围剿”斗争中“取得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并提出“一寸苏区的土地不被国民党军队蹂躏”“争取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等口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7—320页。)中共中央还指示苏区中央局要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否则“无法扩大和巩固苏区政权”(《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12页。),并强调“主要危险是过高估计和夸大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13页。)。共产国际执委会则提醒中共中央:“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53页。)。这种审慎的态度很快引起远东局的抗议。远东局指责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可能在领导层中引起分歧,并影响工作”(《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75页。)。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回应说:“我们提出的战术,绝不是以失掉我们的苏维埃基地为前提。相反,巩固基地,建立新基地,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联合相邻地区,但决不能以红军大部队被歼灭为代价。”(《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400页。)

二是着力探析档案的历史源流。档案是历史的产物。利用档案之前,要了解档案的来历和生产过程。以兴国县的苏区档案资料为例,主要由《兴国革命斗争史参考资料》《江西革命斗争史文选》和“系列档案”三块组成。“系列档案”,具体分为如下八种:1类(自传、经历、简历、信件、照片、题词及将军老干部名册等)/共8号盒;2类/共11号盒;3类/共8号盒;4类/共6号盒;5类(专题资料、书稿、文稿)/共11号盒;6类(党史刊物、报刊、信件等)/未统计盒数;7类(参考资料——民国及国外资料)/未统计盒数;8类(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资料)/未统计盒数等。结合上述名称,就可以探寻这些档案史料的生产机制,如1类主要来自党史办的搜集和当事人及其家人的捐赠,8类来自各地档案馆资料的复制等。

在这两个问题的争论中,远东局、中共中央明显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意见相左,反对考虑撤离苏区的可能性,从而修改了第一次反“围剿”以来的基本态度。导致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态度发生变化的,大概有三个因素:

三是努力遵循档案的内在系统。每个苏区的革命档案都是一个整体,涵盖了从文件到文稿、报刊、证件等丰富多元的史料类型,有助于全面揭示本地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历程及其各个方面。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档案尤其是地方苏区史档案本身的多元化构成。从地方档案馆的收藏来看,通常分为两种:革命史全宗及散在的革命史档案,而不会直接命名为“苏区”档案。如福建龙岩、上杭市县的档案馆,收藏的中央苏区革命史料主要是如下五种类型: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著档案。常见的是马列经典作家的著作,苏联、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相关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档案资料等。外地创办而传入的、本地创办的革命报刊。苏区党政军各级组织的公文。苏区经济、社会史料:以票证、统计清单或名单、个人史料等三类价值较高。苏区教育、宣传史料:学校或教育、社会团体、宣传、纪念活动等有关的史料。【董兴艳、李莉:《地方档案中的中央苏区革命史料》,《福建史志》2017年第3期,第16-18页。】这些多元化的档案,提供了将档案和影像、报刊、革命回忆录、歌谣、故事等史料综合运用的可能性,如果做得好,可以大大推进苏区历史的研究,进一步逼进苏维埃革命的历史现场。

一是连续取得反“围剿”胜利后逐渐滋生蔓延的盲目乐观情绪。远东局和中共中央都对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1931年6月,中共中央自信地指出:冲破第一次“围剿”用了五个月,冲破第二次“围剿”用了三个月,“我们将在更短的时间内”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467页。)。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米夫更是断言:“这意味着粉碎了南京对中国苏区所能投入的主要力量”,我们“应该从防御转入进攻”(《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79页。)。中共中央也认为:这“开展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中国统治阶级正在全部崩溃”,“中国革命高潮猛烈向前发展”。红军作战的环境和任务有了新的转变,“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地理条件上,经济环境上和群众基础上都有了与过去不相同的条件”(《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641、643页。)。远东局成员赖安后来也说:在中共党内存在着“‘流行的’的固定看法”,即“既然红军和苏维埃群众粉碎了第五次国民党讨伐行动,他们肯定也会粉碎第六次讨伐行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35页。)。在这种盲目乐观情绪下,撤离苏区自然不在考虑之列。

黄道炫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利朝,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二是对中央苏区在苏维埃运动中特殊地位的推崇和强调。作为苏维埃运动的成果,中央苏区的存在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中共中央指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军所在地,因此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据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615页。)。远东局军事代表施特恩更是认为:“江西是否存在拥有自己武装力量的红色区域,这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整个一系列问题中的根本问题。”(《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96页。)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中央苏区已难以放弃。

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意义。共产国际非常看重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王明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会议上明确指出:“目前的中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在共产党领导下胜利进行苏维埃革命的唯一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02、205页。)之后,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开始屡屡出现“保卫苏维埃领土”和扩大“苏维埃版图”等提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6、37、81、182页。),并强调要“为保卫苏区的每寸土地”而斗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192页。)。确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全国苏维埃政权问题的提出,使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渐渐地失去灵活和流动的可能性,而被一种政治的和地理的抽象概念牢牢地束缚住。(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6页。)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态度已经清楚地表明:撤离苏区的方案是不能接受的。这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也就再不可能制定战略转移的预案,固守苏区便成为唯一选择。但是,革命形势并没有像中共中央所想象的那么乐观。实际上,到30年代中期,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权自身力量不断强化,对全国的控制力逐渐加强,而中央苏区可以利用的作战资源日显匮乏,回旋空间被大大压缩。(参见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对于这种形势的悄然变化,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没有作出清醒的判断。因此,当反“围剿”陷入困境时,缺乏足够精神准备的中央红军只能被动地与强敌拼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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