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零壹叁年中国近代史斟酌综述,二零一七年华

201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继续平稳进展,并在若干专题上有所推进,研究更为细化,成果更加丰富。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学术研究,没有大起大落,缓慢然而坚实地推进,用学术态度和学术话语回应现实问题,应该就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中学术演进的常态吧。本文对201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提供粗线条的概观,“全面”固然绝不可能,取舍得当也只是理想。一如往例,本文仅列举中国大陆研究,并限于论文。

2009—2011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继续呈现繁荣景象。各子学科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和突破。晚清史研究无论是在领域的拓展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推进;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也因若干新史料的出现而引发了新一轮的热潮;革命史与民国史的学科壁垒正被打破,出现了贯通研究的趋向;社会史继续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势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无遗漏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中;中外关系史中的不平等条约研究与战时外交研究,成果丰富且有所创新。此外,经济史、思想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均有若干学术亮点,新兴的台湾史研究也展现出稳步发展的势头。

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一、史学理论

学界继续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表现及其危害进行解剖和批判。周良书提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以史实取信于人,以史识凝聚人心,以史学教育人民,以史观正本清源,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消极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强大思想武器。吴英通过对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初衷的考察、对唯物史观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考察,以及对唯物史观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接受检验并发展自己的考察,阐明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它还同时具有历史哲学的品格。

史学理论研究在如下三个方面颇有进展。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面,涂成林指出,建构唯物史观的历史阐释学,必须在坚持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先在性的前提下,注意克服历史评价的主观性、相对性和多元性的羁绊,寻求人类建立共同历史价值观、书写人类共同历史的可能。郭双林利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张学良藏书目录,阐述张学良在幽禁大陆期间不仅对马列主义有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而且自觉地运用其理论和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李政君关注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看法,指出1949年后,顾颉刚面临的主要学术困境,不是要不要接受唯物史观,而是如何论证考据工作具有正确的阶级性和革命性,以获得主流认同。这一时期,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中运用了唯物史观,但他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基本认识,并未因此改变。他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主要是将之作为一种解释工具。王日根分析了傅衣凌对唯物史观的体认、接受与应用,指出傅衣凌在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化,中国社会新旧因素的并存,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社会矛盾、农民战争与佃农抗租斗争,历史人物评价,中国商业史以及海洋贸易史等多个方面的研究中,坚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的治史路径,坚持书斋文献与实地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治史方法,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由“体认”而“自觉”而“升华”的根本性转变。朱慈恩关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他们一方面从理论上阐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则将唯物史观运用于研究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流派的论争中实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赵庆云研究了范文澜与中国通史编纂。范文澜穷半生之功潜心于中国通史撰著,在同时代史家中并不多见。《中国通史简编》在“求真”与“致用”之间求得平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同时又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通史体系。赵庆云还论述了荣孟源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荣孟源对唯物史观有深入钻研,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从事近代史研究,多有建树;同时对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考证辨伪等传统学问颇有根柢,数十年潜心于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编纂,卓然成家。

1.关于唯物史观对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有多篇文章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史家。张立芹、周文玖讨论王韬的史学成就。王韬是较早试图全面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也是近代第一个没有官方背景走出国门对西方进行实地考察的中国史家。他撰写了许多西方史地著作,对当时东南亚、非洲、欧洲和日本的政治状况、社会风貌也做过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描述。朱浩关注章太炎的信史观,认为章太炎的史学思想首以“信史”为其特色,提出了一整套著作“信史”的原则和方法,是近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派。周少川研究陈垣的史学思想。以考带论是陈垣表达史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他的考史论文善于由小见大,从小问题中透视社会历史的变动;他的史学专著或在贯通史实之后作出系统综合的分析,或以“表微”的形式展现由历史考证求得的通识。贾红霞考察了金毓黻在国史馆的修史活动。金毓黻任职国史馆期间,制定了以纪、传、志、表、录为主的新型国史体例,并针对史官的选拔方法、职能分配以及史料的搜集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先后编撰了几部史学著作,对后来修史者具有借鉴意义。

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对近代史研究指导的问题继续引起学界关注。朱佳木指出,对攻击唯物史观的思潮言论应进行科学分析和有说服力的批判,不能视而不见;在捍卫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的同时,应注意发现和弥补唯物史观理论上的不足,并结合新的实践,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①张海鹏认为,“有远见的历史学者在注意吸收各种有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②李文海指出,当前的历史研究对唯物史观有两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一是用不屑一顾的态度予以排斥;二是将唯物史观作为史学论著中空洞的标签,而不是分析历史进程的有力工具。③李振宏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方面需要在和其他学派的争鸣中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内部不同学派的争鸣中焕发活力。④

学者对近代的通史撰写也多有讨论。李科翔、王东提出,20世纪初叶,正值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急剧转折关头,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下,“国史”不仅在政治层面被理解为养成国民之国家民族意识的“概念工具”,而且还在历史的观念与意识层面被赋予了类似于西方“普遍史”或“通史”的崭新意涵。刘巍关注钱穆的通史研究。他认为,钱穆的通史路径,来自中国近代史的独特困境及其中国历史文化意识之迷茫的刺激与挑战。钱穆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总括为一种可称之为“中国主义”的历史文化论述,主要包括求“真”务“义”的历史认识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绵延性的坚守与固执、“民族”“文化”“历史”三位一体的“中国人”论述之阐发等基本内涵。

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路径,侯旭东提出,20世纪以来用“专制主义”称述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政治制度,是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是西方学术外铄和中国人“自我东方化”的结果,中国两千余年的皇权制度并非专制制度。⑤黄敏兰等提出质疑,指出“中国古代专制说”既有深厚的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为基础,也经过众多学者长期深入的研究,符合中国历史的特征。接受和传播“中国古代专制说”并非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而是以此作为深入认识中国社会的概念工具。⑥

公众史学和口述史近年来颇为活跃。王记录、张嘉欣认为,中国公众史学在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建构上,必须考虑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特点及公众史学与专业史学的复杂关系,继续进行多学科对话,深化理论探讨,以丰富的实践催生原创性理论。口述史似乎门槛很低,实则不然,从事者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左玉河认为,作为方法论的口述历史具有明显的双重主体特性,历史研究者和历史当事人均为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这种特性决定了历史研究及其书写,不再是历史研究者的专利,历史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参与历史研究和书写,因而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的既定模式,有可能带来史学研究形态的变革。

对于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学术界的认识存在分歧。王也扬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源流及历史实践作了深入考证。他指出,生产力、生产关系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里面有着必然的联系,阶级斗争学说确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人为地将阶级斗争从唯物史观中“摘”出去,是改革开放之初理论上的一种权宜之计。王也扬还撰文探讨了“两类矛盾说”,指出“两类矛盾说”实际上属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同的,所以应该停止使用这个旧理论范畴。⑦

“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张宝明指出,大数据一方面减少了传统以勤补拙之“笨”功夫治学的成本,让历史学处于最好的时代;另一方面又在无形中增加了诸多自扰的成本,譬如“知识”的易得、便捷、碎片化,动摇了知识的确定性、真实性与可靠性。在这个时候,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能力显得更为紧要。李伯重也指出:资料爆炸,必将引起旧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反过来说,研究方法的变革也会引起史料的重大变化。很多材料原来不被视为史料,现在却变成了重要史料。

2.关于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二、晚清政治史

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体系问题,学术界在1950年代和1980年代曾有过两次大规模讨论,这两次学术争鸣大大推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此后讨论一度沉寂。2010年来,一些学者重新关注中国近代史理论体系的建构,做出新的探讨。

晚清制度史的研究继续受到关注和重视,内容涉及清末新政、科举制度、教育制度、财政制度、法律制度等各个议题。

中国近代史的断代与分期。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多倾向于将1840—1949年的百余年历史进程前后贯通,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对象。房德邻赞成这一分期,同时指出,1919年五四运动并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应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界标,将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姜涛认为,近代是相对的,近代史活的灵魂就是“近”,根本不必拘泥于1840—1919年或1840—1949年的上下限划分。近代史的下限应该后延,在目前至少应当包括整个清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部分。⑧

李俊领以清末仿行宪政新形势下礼部新设机构礼学馆为切入点,对其修订礼仪制度以及介入法律修订事务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探讨和反思。1907年设立的礼学馆,旨在修订符合宪政要求的礼仪制度,但该馆总理陈宝琛与曹元忠等纂修排拒宪政理念,仅对《大清通礼》的细节略作调整。在修订礼制时,礼学馆与修订法律馆几经争议、妥协,最后拟出暂时保留礼教内容的新法律。督办政务处是清政府在新政期间新设的重要机构,赵虎发表系列论文,探讨督办政务处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辛丑回銮之前,督办政务处职能广泛,为统汇新政之枢纽,且与京内外各部门关系密切;丙午改制后,督办政务处改组为会议政务处,成了朝廷为暂缓组建责任内阁而设立的过渡性机构,在预备立宪中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问题。近年来,有关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受到学界较多关注。步平指出,从现代化的角度关注中国社会,与从革命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在理论架构方面虽然有所不同,但两者并不是对立与排斥的关系。⑨郑师渠指出,引进“范式”固然有助于开阔视野,但若刻意强调整齐划一的范式,却难免简单化。近代史教材编写要超越范式之争,向通史的本义回归,纵向上要能体现一以贯之的历史发展脉络,横向上要能体现近代中国社会各主要板块间的有机互动与综合发展。⑩

清季终结的科举制,是一个在考试教育、官僚选拔、分层配置、人才流动等方面有着丰富内涵的综合性机制。杨念群从晚清士子阅读史的角度,将科举制置于王朝与地方治理的脉络下,对晚清科举制由“改”而“废”的进程及其社会影响重新加以审视,指出科举制在选拔人才方面实际具有人文与经世训练并重的双重职能,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传统社会由“学”选“官”路径的终结,士绅社会由此消亡,中国式的“代议”现象也在乡村中消失殆尽。关晓红则从官僚选拔的层面上,对清代科举取士、铨选举官这两种文官选举制度在选举方法、规则、标准等方面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从清初至晚清时期的变化轨迹进行了细致考察与辨析,指出清代铨选多途并进,相互渗透,加之终清一代满汉复职的官制设置,使得科举取士只是汉人选官渠道之一途,科甲出身者对官场的实际影响受限。

夏明方将既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致概括为革命史、现代化、后现代三种范式。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范式都属于后革命范式,但两者之间亦处于对立状态。后现代范式对规律确定性的抵制、对启蒙与进步的质疑、对民族国家的解构、对过去或传统的怀念、对差异和边缘的关注,体现了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引起的批判和反思。

在晚清法制史研究方面,吴佩林依据四川南部县衙司法档案,对清中后期县衙堂审记录“叙供”文书和诉讼实践中“违式”递呈进行考察。作者指出,州县司法档案中的堂审记录实际上呈现出不同的文种,明及清初常见的形式为“招状”,清中后期演化为“叙供”。书写结构的变化,显示了地方司法责任渐趋明确化、规范化的特征。“遵用状式”是清代县衙维护地方诉讼秩序的一项基本规定,但在诉讼实践中,“违式”呈状的现象时有发生,且成为诉讼者的一种诉讼策略,而地方官府对此类“不遵用状式”递呈的受理,反映了他们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理讼观。

赵庆云对革命史范式的标志性概念“三次革命高潮”作了较深入的解析。他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想基础。“三次革命高潮论”不但将近代史事系统化,并予以规范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导了一种着重中国本土因素、关注下层民众的研究倾向。这无疑有异于1949年前以中外关系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

除制度史外,晚清政治史在其他领域也都有重要成果发表。马忠文利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肇新与其兄顾肇熙的书信资料,对1897年中德胶州湾交涉、1898年春张之洞入枢受阻、翁同龢开缺原因、总署议复康有为《第六书》、政变后张荫桓革职原因及光绪皇帝征医等问题,做了新的研究,纠正了一些讹说。贾小叶就《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一文的作者展开深入的史事考辨,认为实为金梁写出的这篇内容酷似“康党”宣传的“忤逆”上书,背后折射的是戊戌乙亥年间清廷与“康党”“新党”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朱英、唐论对奕劻在庚辛中外议和中的活动和作用进行考察和分析,指出奕劻临危受命,在“惩凶”“赔款”等条目上有所争取,尤其是在中俄专约问题上,更是力陈己见。庚辛议和,成为奕劻政治生涯的新起点。刘强、李文儒系统梳理了庚子后清廷上谕中有关“母子一心”提法的背景与臣工反应,以及慈禧、光绪帝二人为实现“母子一心”政治默契所做的努力,指出在内忧外患的政治背景下实现皇权利益的最大化,是“母子一心”的根本目的。韩策从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系统探讨张百熙等朝臣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就乡试展期问题的明争暗斗,以及士绅舆论的反应,作者认为此次论争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同时说明清廷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限制,刘坤一、张之洞坚持乡试展期的举动实为东南互保的延续。张海荣以1902年慈禧太后为醇亲王载沣指婚荣禄之女瓜尔佳氏为切入点,考察载沣娶妻背后的政治联姻行为。载沣婚姻的变故丛生,既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的共同产物,更是清末后党专权的结果。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向问题。美国学者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李学智指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弱化乃至否认近代西方世界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否认西方列强的侵略对近代中国所造成的冲击,模糊甚至混淆了晚清中国的改革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所具有的重大区别,难以成立。虞和平则指出,近年来经过热烈讨论,外因、内因结合论已成学界的基本共识,即使有倾向于“冲击反应论”者,也认为内因在起作用,反应是外因和内因结合的结果。

1907年7月,徐锡麟袭击安徽巡抚恩铭,发动“安庆起义”,又称“丁未皖案”。安东强、姜帆对丁未皖案在推动清末政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加以探析,指出这次突发性事件对之后丁未政潮的政治走向,清末资政院的设立,谘议局的筹办,乃至长江防务的重新调整,都产生重要影响,显示了清政府、革命党与地方督抚等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与博弈。。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清廷罢免是清末重大政治事件,已有丰硕研究成果,但也形成一些遮蔽。马勇认为,袁世凯遭到罢免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确患有足疾,也与他派遣唐绍仪推进中美关系抵制日本的外交战略有关联。“回籍养疴”期间,袁世凯并不是被禁锢,他一方面安心养病,操持实业,另一方面与朝野各界保持着必要的联系,这也为他后来的再度出山埋下了伏笔。桑兵对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作了详细考辨,揭示了袁世凯与清廷、拥清势力之间围绕清帝退位问题的博弈。李细珠对清末权力结构的变动问题做了进一步阐释和论证,揭示了清末“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

3.关于近代史研究的治学方法

三、民国政治史

理论方法对于推动研究深入无疑极为重要,但过于依赖某种理论又容易导致偏蔽甚至歪曲历史。马敏认为,借鉴、运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近代的社会组织,必须防止食洋不化。理想的做法是直接从中国历史本身抽象、提炼概念,从而真正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如“绅商”,便是从文献中直接抽绎出的概念。

扑朔迷离的民初政治近年来引起较多关注。桑兵讨论了辛亥前十年间“汉奸”一词的转义与泛用。时势变化引起汉奸判断尺度的差异,不但造成各地光复政权之间的裂痕,而且使得领袖与基层出现严重分歧。随着五族共和的实现,“满奴”“汉奸”的指称总体上趋于减少,“汉奸”一词逐渐回到卖国求荣的原意。武洹宇借助文化符号和意义网络研究视角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道的骷髅符号加以释读。辛亥革命前,骷髅主要象征民众苦难和为了改变此种现状的志士义举,到了民国初年,前一意涵得以延续,而象征志士义举的情感意蕴则发生了极大逆转——由视死如归的胆气和希望转变为生命虚无的失落与彷徨。黄花岗烈士墓的骷髅设计,通过凸显先烈之死的惨烈与惊怖,追问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和辛亥革命的根本意义。

不少学者注意到学科分割的弊端,强调贯通的重要性,呼吁打破近代史研究中的森严壁垒,融合学科界限。桑兵强调,“通”是中外史学共同推崇的至高境界,研究领域过于偏狭和整体史的严重缺失,已经成为制约史学发展的瓶颈症结。中国近现代史的“通”,既要贯通古今中外,还应沟通各门各类。行龙指出,近代社会史研究要力戒“碎片化”,而要真正摆脱“碎片化”的境地,必须回到总体史的路子上来,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总体史。

孙中山研究方面有多篇论文。李育民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国际观念。他认为,孙中山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寻找积极因素,吸收中国古代大同思想,构筑人类社会美好的国际愿景,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赵立彬关心民国初年孙中山对牵涉个人名誉事件的因应之策。他指出,孙中山对名誉事件的反应刚柔兼备,其背后有不同的目标和条件。深町英夫讨论了孙中山对外宣传的灵活性:对于苏俄人,他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对于英、美、法等西方人,他强调民主主义和基督教;对于日本人,他强调“同种同洲”之亲。马建标从媒介与政治的角度探讨了1918年8月至1920年8月两年间,吴佩孚如何实现从“北洋师长”到“政治领袖”的身份转型。这一转型,除了吴氏拥有的军力因素之外,还与其借助大众媒介的宣传造势有关。杨天宏研究罗文干案的系列文章在本年度收尾。他指出,该案的政治及外交因素的作用未可忽略。被告得以躲过法律制裁,与“六一三”政变后反直三角同盟形成、直系内部矛盾缓和,外交上又不得不起用作为连带被告的顾维钧等外交系领袖有关;列强借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对中国施压,也是司法处置朝着有利于被告方向变化的因素。

杨奎松探讨了近代史研究中的人性问题。他指出,研究历史需要人性视角,不仅需要注意到那些表面的不同,如地主和农民、精英和民众、敌人和友人、外族和本族、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还必须注意到他们作为人的共性之所在,并基于对人类共性的理解,对研究对象抱以历史的同情态度,才能避免做出过于武断和片面的判断。

关于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的研究有多项成果。马思宇重建了省港大罢工发生、发展、收束各阶段的过程,揭示了省港罢工与国民政府建政之间复杂深刻的互动过程。他指出,由于共产党的“半政党化”与国民党的“向左转”两股潮流的结合,在国民政府成立至“中山舰事件”发生期间,国民政府能够与省港罢工密切配合,为省港罢工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省港罢工委员会开了社会组织政治化、政权化的先河。李翔讨论“三二〇”事件后蒋介石与党军体制的变易,以及国民党内党军、文武主从关系的变动。体制的变易,既是党军、文武两对主从关系变化的结果,又强化着军主党从和武主文从,并给党政军各方的未来命运埋下了重大隐患。马飞比较了1930年代初反蒋运动中形成的国民党扩大会议派设计的训政模式与孙中山晚年、广东国民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模式,认为扩大会议派的训政路线其实更符合国民党训政的价值追求,更有利于达到训政理念所预期的效果。刘文楠讨论了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外国”想象。蒋介石将“外国”的“现代文明”视为反映中国“传统道德”的镜像,从而解决了新生活运动既要求民众行为西化和现代化,又要求复兴民族固有道德的内在张力。而新生活运动中借用了西方殖民话语中“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关系,则将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霸权,内化为国民党政府对国民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无法真正动员民众。刘晓艺对败退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文宣系统如何诠释西安事变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述。为交代因何“丢失大陆”,国民党文宣系统运作出台了《苏俄在中国》一书。在其成书过程中,蒋介石就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亲笔写下了8页意见。将蒋氏手稿与成书后的《苏俄在中国》进行比较,可以鉴知当面对以蒋氏第一人称来落笔的文本时,为何国民党文宣尤需用“曲释”操作。探研陈布雷、陶希圣等蒋氏“文胆”的个人生平,亦可窥见他们身为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文宣“曲释”生涯面前的选择困境。

二、晚清政治史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近年来有很多讨论。包巍、刘会军考察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学生、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共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的较量。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与学界势不两立。随着日本侵华态势日益紧张,中共中央北方局调整工作方式,加强对学生运动的引导,并开启对冀察政委会的统战工作。正因为冀察政委会受到中共统战工作的影响,较好地处理了和学生运动的关系,七七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黄天华探讨了战时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在谁主四川问题上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对抗。他认为,持续不断的川政风潮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大后方的稳定,影响了抗战大局,也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为因应战争的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领导架构有所调整。1938年1月,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不到2年之后孔又辞任这一职务。汪朝光透过此事解释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政治弊端,认为蒋介石施政不当、任人唯亲、不能严控下属与其战后迅速失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吴景平以宋子文使美为中心探讨了战时外交体制。宋子文以蒋介石个人代表的身份长驻美国,直接对蒋介石本人负责,对美交涉成就显著,是战时外交体制灵活、高效、保密且成功运作的范例。蒋介石的最高决策地位,既是战时外交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这一体制得以维系运作的重要因素,但战时外交体制运作过程的稳定性也因此难以保证。吴敏超通过绍兴出其不意的沦陷考察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状况。绍兴沦陷所反映的前线军政疲沓之情势,在抗战中后期的正面战场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罗敏探讨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战争后期以及战后初期国际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积极参与战后亚洲秩序缔造的过程。蒋介石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构想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揭示出作为战时大国的中国在战后亚洲秩序重建过程中的真实处境与地位。

2009—2011年这三年适值晚清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诸如义和团运动110周年,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和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60周年。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在这三年里表现出了明显的“历史周年意识”。

四、革命史

这首先表现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上,它成为三年中最大热点。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并出版了大量有关辛亥革命的专著、论文和文献资料。不少人主张将辛亥革命放在更长的时段和更广阔的视野中加以考察。章开沅颇有代表性地提出三个100年的观点,即总结辛亥革命前100年的中国和世界的状况,考察辛亥革命后100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展望今后100年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和人类所遇到问题。在此宏观背景下,重新看待和评价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针对近年出现的一些否定辛亥革命的论点,金冲及指出,辛亥革命前夕清朝统治集团对外一味屈从,其政治腐败已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最终为民众所共弃。那种一相情愿地认为,如果让清朝政府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将会来得更快些的说法,只是纸上文章,不当不实。

1920年4月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传入中国后,对五四后中国思想界友俄及“走俄国人的路”这一转变起了关键作用。周月峰通过梳理宣言传入中国的具体过程及中国舆论界的反响,指出苏俄在中国思想界的形象,原本是毁誉参半的“社会革命”的代表,宣言之后更有了主动主持世界正义的英雄形象。苏俄新形象的确立,不仅直接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的美俄易位,更因外交的“正义”使得其内政进一步正面化,从而为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铺就了道路。

热潮之中,研究者仍能固守学术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对于辛亥时期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不再将两者绝对对立起来,认为革命与改良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对立选择,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是要在中国建立起近代民主政体,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只是在实现的手段上存有分歧。对于辛亥革命所宣传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所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既有学者撰文肯定它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各族人民从族类、王朝认同到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转变”,“是中华民族历史融合的新起点;辛亥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实现民族融合、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新阶段”。也有学者指出,辛亥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民族国家认同观念并非一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在关于满汉关系问题上的看法和见解各有正确和谬误之处。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何友良指出,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军队领导的两个转变。前者第一次将军事斗争上升到宣示和实行中共政治主张、支撑和展开土地革命的地位,在中共的全部工作中,军事斗争由边缘向中心地位演进;后者第一次建立中共直接领导的军队,显示出党与军队关系由辅助向主导的演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面对国民党的暴力,中共在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延续革命斗争。长期以来,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中共高层政策路线的转变。近年来,社会动员视角的研究逐渐兴起,中共的组织生存状态日益为学界所重视。李里则通过分析武装暴动初期中共内部枪械概况、补给方式以及枪械观念,探讨枪械问题在中共武装暴动初期对中共的暴动实践、组织运作以及暴动观念的深刻影响,加深了学界对于装备、技术在中共组织转型中重要作用的认识。

研究者对义和团时期张之洞的动向及其有无帝王思想展开了争论。孔祥吉根据日本史学界新发现的宇都宫太郎日记及考察张之洞的活动,认为庚子年张之洞在内心深处存在独立称王思想。李细珠和戴海斌则撰文提出商榷意见,认为张之洞庚子年的活动不足以证明其有谋异动的野心,所谓张之洞“帝王梦”之说难以成立。

将环境史纳入苏区研究视野是学界的新尝试。蒋渊以1931年中共湘鄂西苏区的水灾和革命策略调适为中心,考察这一地方政权在长江特大洪灾的背景下,如何在革命与秩序之间,亦即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平衡。作者通过将中共湘鄂西苏区的革命纳入其与国民党、堤工和灾民相互连接的关系网之中,从论述水灾后四者相互关系的变化来揭示革命的地方状况。1930年中共推行“会师武汉”计划期间,红军与英、美、日等国驻华海军多次在长江中游流域发生武装冲突。周斌通过全面考察冲突的缘起和概况、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冲突对中共与列强的影响等问题,还原历史真相,揭示冲突的根源并非中共盲目“排外”,而在于列强嫉视共产主义并推行维护其在华特权的炮舰政策。既往学界关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党内斗争的研究,偏重于胜利者王明这一派,对于试图通过抗争取得中央领导权但最终失败的罗章龙、何孟雄派,研究不够深入。张永通过梳理反对派从形成到失败的基本史实,尝试分析当时中共在组织上面对的尖锐矛盾。

有关戊戌史事的研究也相当深入。孔祥吉与村田雄二郎的研究指出,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为驻日公使的直接原因并非维新派的推荐,而是日本方面的主动邀请,并指出此举引发了光绪帝亲自书写上谕、国书,并派要员与日本公使联络,试图联合日本,大举新政,以此来寻求变法的出路。马忠文利用梁肩超若干未刊书札,就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之间的关系做了有价值的补正。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一书,就《我史》从甲午至戊戌的5年记录,逐条进行厘订,鉴别真伪,重建史实,并对康有为作伪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澄清了以往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茅海建还就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的动向推出5篇专题论文,深化了张之洞与戊戌年间政局的研究。

红军长征尤其是长征过程中与各对手方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讨论的热点问题。罗敏关注1934年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剿共”问题上的尔虞我诈。西南地方实力派利用胡汉民的政治影响力迫蒋入川,减缓来自红军的军事压力。不过,在贵州,蒋介石成功地利用“剿共”重塑地方政治生态,从而形成包围两广的态势。张尔葭认为中央红军出湘入黔的成功是多方力量互相制约和互相作用的结果。蒋介石欲借“剿共”削弱地方军阀,湘、黔、桂三省负责“剿共”的地方军阀在蒋介石和红军的双重压力下,自知实力有限,更注重自保而不是取得战果。不过,对蒋介石“放水长征路”的说法应当慎提。杨奎松指出:关于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期间,以削弱南、西两线防御,并以强化或迟滞北、东两路的推进,有目的地压迫、诱导,促使中共红军依其预定计划、时间和方向,突围西去,现在恐难找到任何史实上的证据。卢毅也认为,蒋介石之所以未派更多中央军参加“追剿”,是由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在这个决策过程中,虽然不乏蒋介石的工于心计及其与地方实力派的相互博弈,但仍不宜简单断言他有意“放水”。

2011年,《近代史研究》发表了3篇与太平天国时期历史有关的颇有分量的论文。吴善中认为,太平天国既然一直将公共拥有的仓库称为“圣库”,那么,将公共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度称为“圣库制度”,是可以成立的。《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国库”就是“圣库”。过去学者提出的圣库制度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分配制度”仍是说得通的。以往学界多从拜上帝会信仰上帝为独一真神、反对偶像崇拜角度,对太平天国毁庙事件的性质和渊源进行解释,唐晓涛转而依据实地调查及对各类官私文献从地方历史背景进行重新解读,说明太平天国的发生发展有其更为复杂的地方历史背景。崔岷对太平天国时期山东团练的兴办及致乱之由做了考察,指出引发团练与官府间激烈冲突的原因,除绅民自身利益诉求和反抗官府盘剥的动机外,清廷的团费自筹与“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对州县官的制约也是诱发原因。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刘宗灵考察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四川的恢复重建工作。他指出,四川党在抗战初期的发展整顿历程及其外在呈现,可谓这一时期大后方中共地下党组织演变的一个代表性缩影。抗战过程中,包括四川党在内的大后方各地下党,基本上实现了由抗战初期的救亡动员型群团式政党向抗战中后期具有铁的纪律与严密组织的秘密活动性革命政党的再次转变。抗战初期在华北敌后的力量扩张,是中共从危机中复起的关键转折点。赵诺对太行根据地中共党组织在抗战初期的发展与调整作了具体研究,认为在政治力量发展、扩张过程中,外来者与本土势力的融合是关乎兴衰成败的关键之一。

过去3年中,晚清史研究的重心明显由关注革命转向关注清朝政府,从而大大地拓展了晚清政治史的研究领域。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随着中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共敌后根据地生存困难。中共如何通过与日军周旋,达成看似摇摇欲坠却又坚持不倒的“弱平衡”,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黄道炫的研究再现了当时曲折复杂的历史情境。他指出:这种“弱平衡”的状态,除了中共的努力外,还取决于多种因素的支持,包括战争的广泛性质及广泛的大后方的存在,中共灵活的斗争策略则是达成弱平衡的关键。他并以河南密县为例,诠释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政策下中共的生存实态,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密县的发展与人情政治、结构裂缝、权威漂移等背景息息相关。抗战时期,因地方“沦陷”所造成的政治真空,刺激了各派势力的角逐与争夺,形成了敌我难辨的灰色场域,公众之行为选择亦因此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暧昧性。对于中共而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创造、利用“灰色地带”以扩大影响,自然成为一种实际的斗争策略。石希峤的研究揭示了鲁南地区的中共武装如何采取“涂灰”策略,将日军“爱护村”的保甲长转变为两面派,保持其“伪化”的表象而使其实际上输诚于八路军。魏晓锴、李玉考察了抗战时期以徐永昌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对中共从“敬佩”到“敌视”的态度变化及其对国共关系历史走向和抗日战争整体进程的影响。

其一,加强了对清政府统治政策的研究。例如,孙宏年、许广智和赵君、徐君等撰文,就清朝政府的治藏政策做了深入探讨。苏全有发表系列论文,具体论述清政府对舆论和军队控制,以及在应对诸如丁未黄冈起义、长沙抢米风潮和武昌起义等危机上的失策。李细珠和王敏分别探讨了清政府在应对长沙起义和“苏报案”问题上的失策。崔志海则探讨了清政府在对付康梁维新派和国内立宪派政策上的失误及对清朝统治的影响。

既往研究在讨论抗战时期宣传或话语斗争时,较多关注国、共的言论,甚少将沦陷区的言论纳入共时性的探讨之中。夏清以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这一事件为中心,考察国民党、汪伪、中共三方对此的不同叙事,探讨各方如何将这一事件置于各自谋划中国政治的框架之中,并由此论及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

其二,加强了晚清满汉关系史研究。《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集中发表了8篇与满汉关系有关的论文。其中,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一文,从中国认同角度,对美国部分新清史学者片面强调中国与大清始终为两回事的观点提出质疑,强调不能把“满人特性”和“中国特性”简单地对立起来。刘小萌《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清代北京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姜涛《关于太平天国的“反满”问题》一文,从太平天国“反满”的纲领性文件、攻占南京后对旗人的屠戮以及后期“反满”政策的转变等三方面对太平天国的“反满”问题进行了考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政治史研究室主编的《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共收录41篇论文,涉及有清一代不同时期满汉关系的各个侧面,是国内学术界有关清代满汉关系的第一部学术论集。李细珠对1907年慈禧太后化除满汉畛域懿旨出台的背景,官绅奏议讨论的问题及其应对之策,以及清廷满汉政策的新变化做了具体考察。

孟良崮战役是中共在华东战场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关键性战役。既往研究主要从战略和战术层面展开,王安中则从双方武器装备水平、构成、战术运用以及后勤保障等多角度进行深入考察,并分析国共双方武器装备对战争胜负的影响。邓广以内战时期的山东解放区为对象,基于当时的历史情境,对于中共的财粮需求状况、征收量和征收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变动,以及农民实际负担与生存状态的变化情况,作了具体、微观的考察梳理,并尝试分析山东解放区战时财粮征收机制及其危机应对方法的内在逻辑。

其三,加强了对清廷的研究。如崔志海分别从内政和外交维度,对清末十年清廷朝政的变化做了具体考察。《美国政府对新政伊始清廷朝政的观察和反应》具体揭示1901—1905年间清廷权力结构的变化、改革和保守势力的消长、清廷与列强关系的改变。《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一文指出,载沣驱袁事件既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也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在载沣驱袁权力斗争的历史背后,浮现出日、美两国较量的影子。此外,学者们还就光绪死因问题展开热烈讨论。钟里满、戴逸、崔志海等根据现代仪器在光绪帝头发中发现的大量砒霜,并结合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认为光绪帝并非正常病死,而是被人谋害、砒霜中毒而死。朱金甫、王开玺等学者则根据宫中光绪皇帝脉案资料,依然坚持光绪皇帝为正常病死,认为谋害说尚有诸多不可信性。

1945年末,中共开始入主大城市,由此引发了对旧人员的处置问题。为保证京津等大城市的完整接收和顺利接管,中共提出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这一政策涉及庞大的群体,影响深远。曹佐燕揭示了“包下来”政策的来龙去脉及其在不同阶段的内涵变化,试图全方位透视中共对旧政权公务人员处置政策的演变及其逻辑。

其四,加强了晚清制度史的研究。制度史研究涉及诸多领域,成果相当丰富。首先,在晚清官制方面,杨国强、刘伟、欧阳跃峰等学者对晚清捐纳和保举的选官任用制度在咸同两朝盛行的背景、状况及对吏治的影响和利弊得失等进行了探讨。关晓红对晚清局所的产生与改造、清末官制改革与行政经费、晚清直省公费与吏治整顿之间的关系,以及清季外官改制的试办与实质、成效与困境,清季府厅州县改制的成效和意义等,做了系列的深入考察。此外,李文杰对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要求、程序、内容、效果、特点以及该考试在40年间的演变等所做的考论,有助于揭示晚清时期“隐持”外交权力的庞大中层官员的来源和素质。

五、中外关系史

在晚清财政制度方面,晏爱红就清代中期关于漕粮加赋的三次政策辩论做了考察,指出咸丰以降,原来恪守的不加赋祖制被打开缺口,此一改变揭示了太平军兴前后中国社会的巨变。倪玉平对咸丰初年江浙漕粮海运中的省际矛盾做了考察和分析,说明无论是中央集权体制,还是督抚权重格局,区域集团利益始终存在。周育民对晚清鸦片厘金起源和各省税率沿革作了系统论述。

从世界秩序的变迁中观察中国,是近年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着眼点之一。王建朗指出,对国际秩序的关注,是外交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我们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也由于我们曾经有过悲痛的历史,在我们与世界的交往中,既存在“天下中心”的自大情结,也同时存在着缺少自信而对外部世界心存恐惧的心态。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来自两个极端的思想,甚至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吴义雄提出了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三个视角:国史、国际关系史与全球史。从国史角度而言,需要从整体上利用晚清史研究进展所带来的知识、理念和方法;从国际关系史而言,还需要扩展到除美国以外的国家,并竭力使用外文史料;从全球史的角度,要打破国家民族界限,探讨晚清史在更广大体系中的意义。

在科举制和教育制度改革方面,徐毅对晚清科举经费从“福利教育”到“缴费教育”的转变过程做了考察,认为晚清地方政府对于科举经费的筹支活动,既维持了科举制的运作,又推动了科举制的废除,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关晓红就清末立停科举制过程及其后果做了重新考察,指出清政府采取断然措施终结科举制,遗留了诸多问题。汪婉以直隶为例,对晚清查学和视学制度做了深入考察,指出近代中国地方视学制度虽源于欧美、日本,但省视学的职权范围又超出监督的一般定义,体现了清政府试图通过地方视学加强中央对地方教育控制的目的。

郭卫东对晚清对外关系中中央和地方外交并存的二元化现象以及地方外交从广州外交到天津外交,进而到东南外交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指出晚清中外关系经历了从东方朝贡关系到中西贸易关系,再到国家条约关系的演变,显示了国人认知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外务”的三段式进阶,表现了从广州贸易体制到口岸通商体制,最终到中央外交体制的转型。邱志红以早期广东地区英文学习教材及工具书为对象,对存世的“红毛番话”课本进行梳理分析,讨论了它们的翻刻过程、流布年代及读者对象等,由此透视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特征及早期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历史图景。

在晚清法制史研究领域,陈兆肆考察了清代自新所的演变,认为清代自新所的流变说明“晚清狱制转型并非仅为西方新式狱制的简单移植”。黄鸿山对晚清洗心局、迁善局做了考察,指出它们不同于偏重于生活救助的传统慈善事业,同时注重思想改造,对后来的刑狱制度改革产生深远影响。谢蔚对晚清刑部皂役收入变化及影响做了专门研究,指出皂役收入的多寡和构成直接影响清代基层行政的运作,晚清皂役以权谋私的普遍化,既有人事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弊端。,史新恒对清末提法使的设立过程及其在晚清官制和法制改革中的意义做了比较系统的考察。研究者还对清代独子兼祧制度、清代地方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和途径、妇女地位等进行了专题性探讨。

中英关系方面,王涛对鸦片战争前后英军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活动及影响做了系统考察和分析,指出正是由于英军的水文调查改变了其对中国沿海的地理认知,影响到战船、火炮、兵力的配置以及战略战术的实施,这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赵欣利用英国原始档案和报刊资料,对“门户开放政策”在英国的缘起、出台、实施、变革及影响等内容做了重新梳理和解析,指出该政策最早由英国提出并推行,后来转手于美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的主要外交政策。

三、民国政治史

中法关系方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是中法战争过程中双方试图取得妥协的一个和约。张振鹍对影响和战的关键性文件“福禄诺节略”进行了史实考辨,指出1884年5月17日李、福会谈后,李鸿章并未将福禄诺提交的这份法国执行天津简明条款的路线图报告清政府;北黎冲突后,又刻意制造“节略”中关于清政府撤军日期等内容在李、福会谈时即由福禄诺涂抹的假象,并蒙蔽英报记者,使其加以报道宣扬。1898年的上海第二次四明公所案是晚清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葛夫平认为,清政府在该案交涉过程中,利用“地方外交”和“以夷制夷”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总理衙门减压的目的,抵制了法方的一些侵略要求,使得法国政府最终放弃浦东和南向的扩界图谋,但其作用终究有限,反而使清政府的外交显得进退失据,直接导致上海法租界的扩大。

历经40年,民国政治史研究已从当初如履薄冰的“险学”发展成为“显学”。36卷本《中华民国史》整体出版体现了致力于民国史研究的几代学人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学术追求。随着民国政治核心人物日记与档案资料的开放,以政治人物与事件为重心的传统政治史重新焕发青春;同时,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新视野与新方法的冲击下,跨学科成果不断涌现。

东亚国际关系方面,戴东阳对日本学者高桥作卫的高升号事件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学术史梳理,指出高桥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其目的是为日本浪速舰行为正名。学界对其核心观点开战责任说及事件过程已有辩驳和新的研究,但有些方面仍存在高桥影响的痕迹。李花子认为,“间岛”地理名称是近代朝鲜人向图们江以北地区移民、开垦的产物。1907年日本利用朝鲜人向这一地区渗透时借用了“间岛”概念,统监府派出所界定的“间岛”假定区域,不但包括海兰河、布尔哈通河及嘎呀河流域,还包括二道松花江流域。然而外务省在签订《间岛协约》时不得不调整其范围,特别是将二道松花江流域排除出“间岛”范围。张礼恒对光绪七年清朝驻日使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在日期间基于宗藩体制的特殊规制开展的交流活动做了具体考察,指出,双方围绕国际大势、中朝两国的困境与出路所做的讨论,以及对待日本明治维新的全方位评判,都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展现了中朝两国在全球化运动中的艰难抉择。尤淑君以朴定阳违制事件为切入点来分析朝鲜的自主诉求,指出朴定阳使节团使得中朝两国的争端趋向表面化,也让朝鲜决心引入日本势力,而这埋下了甲午战争的隐患。

对于民初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更加关注转型期政治规范的确立,同时开始关注地方的政治博弈。民初政党试验是中国政党成长的原点,王建华《夭折的合法反对:民初政党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以1912年至1913年间合法政党的生成与实践为线索,分析了政党应对现代国家建设的困境及其对制度成长的影响。熊秋良《移植与嬗变: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会选举制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主要以第一、二届国会选举为考察对象,通过对选举思想的演进、二次国会选举的法律文本的解读、选举动员与民众的参与、投票行为、选举舞弊现象、选举诉讼、政党与选举的关系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揭示国人选举观念的嬗变,并对中国近代早期选举制度进行了反思。

陈开科对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旅华事件做了系统论述和分析,认为此一事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国对华政策以及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发展。张志勇论述了晚清中葡通商条约谈判过程,并注意到赫德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赫德所提在澳门设关收税与收取澳门租金的建议成为总理衙门压迫葡萄牙公使放弃不合理要求与讨价还价的重要条件。而赫德反对按照原议换约,并提出购买澳门的计划,导致中葡换约最终失败。

刘宗灵以民初江西民政长事件为中心分析了当时江西政治舞台各方的利益博弈。指出,以前多将此事件放在反袁“二次革命”序列中来认知,但事实上,无论是关于军民分治之争,还是关于民政长简任或民选之争,都潜伏着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争斗。何文平通过分析民国初年广东地方精英对广东军政府社会改造的抵制,指出地方精英的抵制并非完全出于知识新旧之争,实则是对革命党人政治排挤的一种反抗。革命党人防范“旧”精英,排挤新知识阶层,使变革缺少社会基础,广东军政府推动社会变革的艰难局面典型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社会基础之薄弱与策略失误。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引起较多关注。尚小明利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的总统府秘档,指出袁世凯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采取拖延、泄密等策略,与他在开议之初便掌握了日方的密函有一定关系。作者认为,袁世凯向日方妥协与其试图复辟帝制之间并没有因果联系。五四运动前后驻华英美人士的反日运动少有专论,高莹莹的论文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五四运动时期,济南基督教青年会和齐鲁大学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积极投身于山东当地的反日运动,他们的反日活动虽不能认定系受其政府指示,但无疑与其背后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

对于北洋政府的研究也更为客观。杨天宏对善后会议进行了重新考察,指出善后会议并不是旨在对抗国民会议而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政治分赃”的会议,而是企图通过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尝试。其性质偏重战争善后问题解决,与涉及国体建设的国民会议并不构成冲突。但是,善后会议的人员构成及企图由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的做法,激起国民党方面的抵制,同时参会的地方实力派目的各不相同,通过会议实现“和平统一”只能是空想。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华洋一体纳税问题受到关注。于广通过1928年前后卷烟统税的开征讨论华洋纳税问题,认为卷烟统税的开征,确立了华洋一体纳税的原则。魏文享亦关注所得税征收中的外侨纳税问题。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开征所得税。中国政府、民间社会及西方各国间围绕租税主权、税负公平、条约体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与外交交涉。国民政府虽经努力,但仍难在税务行政范畴内解决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中国与西方条约国家外交政治关系的重构。

北洋时期军人干政已成常态,但内阁作为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仍是军阀竞相角逐的对象。鲁卫东对内阁阁员群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进行了分析,指出地域、同学、亲属关系等都是影响内阁群体构成的重要因素。这表明中国在由封建王朝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社会关系对现实政治具有深刻影响。谭群玉则对南方军政府作出颇具新意的研究。以往通常把护法军政府改组及孙中山大元帅职位被取消,看作西南武力派压迫并战胜护法国会的典型事例。实际上,在护法国会内部、武力派内部及国会与武力派的不同派系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复杂关系中,貌似弱势的国会议员有可能利用各种矛盾,推动自己的主张。将西南武力派纳入军政府,将西南统一机构的建立和选举纳入法律轨道,恰恰是军政府改组的成功之处。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史,对南海海疆问题有突出关注。陈谦平对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复南海诸岛主权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论,并指出,在中国政府收复南海诸岛主权的过程中,美英政府实际上采取了默认政策。栗广提出,战后初期,美国不再支持将南海诸岛进行国际托管,也不支持任何声索方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美国希望南海诸岛问题的处理尽可能模糊化,且不能有利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旧金山对日和约》仅规定了日本放弃南海诸岛,却没有规定具体的接收方。

1931年蒋介石囚禁胡汉民的“汤山事件”引起了国民党内宁、粤两派势力的激烈对峙。金以林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将众多当事人秘藏数十年的日记、秘密往来文电,与早先公开发表的派系论战文字和事后忆述资料相互印证,使得长期以来许多真假难辨的传闻得以澄清,史实得以相当清晰地呈现出来,可称探究国民党高层派系政治内幕的力作。刘大禹认为,1930年代初期的宁粤对峙与和解不仅是个人权力之争与派系政治之争,也体现了不同的政治态度之争,同时与制度变迁存在关联。粤方试图回归以党权控制军权的制衡模式。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作出和解举动,蒋介石放弃集大权于一身的愿望,同时国民政府实施责任内阁制,集权于党,军权与党权、行政权分离,国家政治局面趋于稳定。

六、经济史

近年来,蒋介石的历史形象由过去的神、鬼两极化脸谱,逐渐向“凡人”形象演化。蒋在其政治生涯中有着复杂多面的人际关系,人际网络在其执政过程中起着或隐或显的重要作用。《蒋介石的人际网络》一书集海峡两岸的民国史学者,共同探讨蒋氏在政治、党派、军事、亲缘、爱情、地缘等方面的人际关系,深度解析蒋的为人处世与精神世界,努力形塑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蒋介石。

近代经济史研究中量化历史研究方法得到较多运用,经济史与政治史、社会史等分支学科的融合趋势较为明显。林矗利用中国18省264个府的相关数据,考察通商口岸促进近代经济长期发展的具体效应和机制:距离通商口岸越近的地区,城市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通商口岸为近代新式教育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留学生、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等新生事物首先在通商口岸兴起,再向内地辐射,促进了近代人力资本的发展。王哲梳理了历史空间数据的可视化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发展脉络,并以清代南方粮价空间分布和粮食运销网络为例,分析得到清代南方地区米价从东到西的四个空间梯度。云妍借助电子检索手段对清代中央档案进行了全面搜索,确认了超过2000起抄家案例。这些抄家案例以18世纪雍正、乾隆两朝和19世纪光绪朝发生频次最高;亏空和贪腐是最常见的罪名;对官员的抄家,与清代律例规定关系并不密切,而与皇帝个人意志、偏好和选择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民国政治史主要以统治阶级为研究对象,与革命史研究领域的区隔日深。近些年来,一批学者致力于打通这两个领域,拓宽视野,兼采优长,取得不俗成果。杨奎松指出: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即将发生之际,要求中共配合作战,并非“一石二鸟之策”,而是在非常被动情况下的无奈举措。中共应对中条山战役的策略并非针对所谓蒋介石的“激将法”,而是毛泽东一贯军事斗争思想的体现,和他坚持革命功利主义的一贯风格所致。邓野依据时任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的日记,深入分析了1936年2月红军东征事件所引发的阎锡山与中共军队、中央军、华北日军、陕西张学良部队以及河北宋哲元部队等五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较量,深刻揭示了民国政治的内在底蕴与逻辑。黄道炫将1934年秋红军长征初期的行动,放在与蒋介石、粤系相互博弈场景中加以“还原”,指出: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长征是一场准备堪称周密的军事行动,其中中共对粤系的争取、利用尤为重要。事实上,宁粤及中共多方面构成的赣南独特政治地理不仅对长征,而且对整个1930年代中共在此的生存、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而在中共顺利突围的背后,亦可见蒋介石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的心机。

财政史研究方面,任智勇关注道咸时期粤海关的体制演变,从人事、关税政策、收入、支出四个方面系统探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至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粤海关的关税制度变迁,认为清政府中枢和广东方面都有明显的回到原来一口通商制度的意愿,而外部格局的变动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使这种努力终成泡影。刘增合立足于晚清长时段的战时财政运作模式,对同光年间左宗棠的西征筹饷问题进行了重新探讨,指出左宗棠西征时期户部酌拨地位明显上升,总理衙门与户部共同调控海防与塞防的争款纠葛,使晚清战时财政供饷模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廖文辉考察咸丰朝的户部银库,对历年户部银库实银收支数据进行重新统计和分析,指出咸丰朝的户部银库不仅在具体的收支内容、数量、规模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在全国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中的重要性也大为降低。作者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内外合力作用下清政府因应财政危机的能力,以及财政运行逐渐脱逸旧轨的变化趋势。针对太平天国善后和“同治中兴”的标志性事件——江苏减赋,周健在重建1780—1900年120余年间江苏起运交仓漕额大数据的基础上,从事件史、政治史以及财政史的角度,重新进行了探讨,指出督抚司道在该事件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为重赋压力下的地方官员减负,是同治减赋的重要动机。

国民党政权处理社会问题的态度方式体现了其阶级属性和政治路线,从社会史视角切入研究这类问题,颇具新意。比如,1927—1928年间标榜民众革命的国民党在各地发起商民运动,起初试图以中小商人组织的商民协会改造并取代由大商人组成的商会,朱英对这一曲折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发现国民党中央对待商会的态度逐渐温和,1928年7月颁布的民众团体组织原则中承认商民协会和商会同时存在,体现了国民党政权从革命向保守的转变。中央政策影响到地方政治。北平市党部领导的商民协会积极发展民众运动,而商会则与地方军政当局关系密切。齐春风研究了1928—1929年北平商民协会和商会的冲突,认为这一个案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新旧派之间,党、政机构之间的路线之争。旧派和政府部门,甚至包括国民党中央,希望维护社会稳定,限制乃至反对民众运动,而新派和地方党部则希望通过民众运动来进行社会改造。关于劳资关系,田彤指出,南京政府意图用“劳资合作”的方式消弭阶级斗争,把帝国主义视为国内劳资矛盾的根本原因,把劳资纠纷转化为民族主义情绪。这使国民党政权失去了阶级基础,既不能获得劳工阶层的认同,资产阶级也因其“节制资本”的政策而心有疑虑。与此同时,左翼力量不断宣传“阶级斗争”的理念,劳资矛盾严酷的现实与国民党空洞的话语形成鲜明对比,将工人群体推向了共产党一边。

金融史研究中,币制改革成为关注热点。崔志海聚焦于清末的币制改革,从中美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1904年美国货币专家精琪(JWJenks)来华及其币制改革方案,认为清政府最终拒绝精琪主张导入金汇兑本位制的货币改革方案,不能将其简单归咎于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所代表的地方利益的抵制,而是在于该方案没有顾及中国主权和利益,以及受限于相关主客观条件。潘晓霞全方位探讨了1935年法币政策的出台背景。她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经济困难尤其是美国推行白银政策后导致的白银危机,是法币改革的直接催化剂;中国货币体制与外部世界日渐暌违,也不断刺激着国内币制的改革要求;进一步言之,法币改革的实施,与中国经济基础逐渐增厚有关,各界对弹性货币政策形成一定期待。柯伟明指出,法币改革以往被视为统一全国货币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各地改革步调并不一致。陈济棠军事割据是国民政府在广东推行法币政策的最大障碍。后来广东券币比率的最终确定,是各方经过博弈后在国家与地方利益之间达成的一种平衡。

南京政府初期的反迷信运动也反映出同样的结构性党、政机构冲突。付海晏对1929年北平党部抢占铁山寺改为学校造成的庙产纠纷一案进行了分析,指出这固然继承了晚清以来激进派一以贯之的“庙产兴学”主张,更体现了南京政府初期政府和地方党部的不同政治意图,前者试图完善法律和行政制度,在近代国家的框架内管理宗教,而后者则从革命的意识形态出发,以“反迷信”为理由压制宗教。沙青青通过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的个案研究也说明了国民党基层党、政机构的权力机制和结构性冲突。国民党基层党部发动的这场针对传统民间信仰的活动,含有与代表既有政治势力的县政府争夺权力资源的意图。基层党部脱离民意基础,受到民众的排斥反感,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民党政权社会动员的无力和无效。

商业贸易史方面,李晓龙注意到民国初年长芦盐业的自由贸易改革,其运作过程实际上反映的是近代新旧制度、东西方思想之间的博弈与互动。以张弧为首的中国官员与商人利用前清盐业旧制的逻辑来包装新政策,借自由贸易之名,行包商垄断之实。李佳佳讨论了抗战时期的西北驿运,认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驿运制度有效弥补了近代西北现代交通运输能力不足的问题,但在驿运制度实行过程中,存在管理体制不健全、征雇运力困难、经费捉襟见肘以及运价、力价与物价背离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驿运的效果。李玉铭探讨了抗战时期的上海远洋航运。从全面抗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远洋航运的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战前。这是因为日本为达到“以战养战”目的,将上海作为一个物资来源的中转站。保持上海远洋海航的畅通,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本因为完全垄断长江航运而与美、英、法等国形成的紧张关系。有学者尝试将商贸史与金融史结合。燕红忠和高宇探讨了晚清时期东北的豆品期货市场。东北的豆品期货广泛存在于口岸市场、大集散地市场、产地集散市场和产地市场四级市场网络之中,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支撑着整个集散市场乃至外贸体系的有效运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佟德元分析了东北易职后东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政府之间围绕人事权、财权、铁路管理权和华北军权等问题的博弈。他指出:以中原大战为转折点,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政治空间急剧膨胀,其实际控制力和影响力扩展到华北四省,这对民国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罗敏考察了蒋介石1936年解决与中央对立的两广地方实力派的过程,指出:蒋所运用的手段没有超出中国传统政治术之羁縻反侧的范畴,对粤施以离间分化与策反收买,对桂则恩威并施,在优势武力的震慑下,以人事、地盘与金钱三者加以笼络与利诱。双方的和解是建立在利益交换基础上的形式上的统一,并未如论者所谓从此奠定了双方合作基础。

近代土地所有权尤其是非农土地所有权问题引起众多关注,抗日根据地农业税和减租减息问题也有多篇文章涉及。杜正贞利用浙江龙泉和建德两县的档案,指出民国山林国有化、契税和不动产登记等一系列政策,对两县山林的确权产生了不同影响。原来以契约为主要确权凭证的习惯以及由册书把持的、通过升科纳粮获得山林所有权的方式,都遭到了挑战,国家与山区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刘志刚考察了晚清至民国洞庭湖围垦区地方权力结构的生成与变迁。光绪年间,清政府在洞庭湖淤洲实行官垦政策,对遵章承佃的绅民优容有加,地方社会展现出官绅“共赢”的权力格局。清末民初,政府与精英都发生了裂变,形成县府与下层精英结合、省府与上层精英勾连的利益“共谋”关系。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这一区域下层土著精英的诉求与湖南省治运动大潮相激荡,恶化了社会秩序,最后遭到国民大革命的清算。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强化中央集权的手段重塑地方秩序,但始终无法深入基层。周祖文认为,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构成了华北抗日根据地新的社会经济背景。晋察冀边区政府通过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两个政策来汲取资源,争取地主和农民的支持。就实际效果言,减租减息可视为对缴纳统一累进税的农民的一种补偿。地主处于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的双重夹击之下,游走于去地与收地之间。胡荣明分析了抗日根据地农业税的结构,认为根据地政权不仅通过征税实现对地权的保护,同时通过对课税对象的选择、对纳税主体的确立以及计税标准的设计,有效地将地权持有、地权收益、地权交易等环节纳入征税范围,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均衡的地权型税收体系,实现了税收的合理公平负担。

研究者在引入人类学和新文化史方法后,开始注意到国民党政权对政治文化构建的努力。陈蕴茜研究国民党如何在时间(各种纪念日和纪念周仪式)和空间中构建起一套以孙中山为核心的仪式、象征和记忆。她认为,孙中山崇拜既是帝制国家传统个人崇拜的延续,又掺入了大量近代构建个人崇拜的技术,由此来达到加强凝聚力、为国民党政权提供合法性等政治目的。李恭忠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中山陵的设计建筑过程及其政治和文化意义,他把围绕中山陵建构起的孙中山崇拜理解为国民党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这一崇拜具有权威自命、内涵僵固、形式空洞三个鲜明特征。

七、社会史

对于历史阐释的话语权,研究者从历史记忆的形成与发展的视角进行了考察。这方面,有关“辛亥记忆”的成果尤为丰富。刘伟等著《政府、党派的辛亥革命纪念》、朱英等著《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陈蕴茜等著《纪念空间与辛亥革命百年记忆》、何卓恩等著《历史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诠释》,对民国以来各政府、各党派、各社会阶层及学术界对辛亥革命的诠释,以及铸造历史记忆的各种形式作了迄今最为系统的考察。

开放、融合、多元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出优长。常建华指出,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呈现出开放与多元的趋势,其中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研究日趋紧密,研究概念与方法相互借鉴;对社会生活的研究转向,逐步显现出明显的社会文化史形态;对于史料处理显现出与传统史学不同的理解与态度,在民间文献、历史人类学和日常生活三个层面展开理论构架与研究实践;以中国历史上生命、生计和生态意识,融合生命史学、环境史学和日常生活史学,构成“三生”问题意识。与此相对应,多个传统学科也开始借鉴社会史的观点和视野,拓展其研究方法和范围,其中革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采用社会史视角和方法,形成“新革命史”阐释途径,引人注目。李军全指出政治宣传是中共开展革命运动过程的重要环节,乡村节庆与政治传播的结合,成为中共政治宣传异于其他政治力量的一个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徐秀丽以个案形式讨论了1949年革命胜利后,个人空间的存在与表现形式。1949年后,中国曾长期处于“继续革命”的氛围中,然而,贴近考察这一时期的个人生活史,不难发现,也许正因为国家大环境重“精神”轻物质,私人领域的交流反而可能更加“物质”;家庭往往是人们可以调动的基本资源,家庭成员互为可靠的物质后盾和坚强的精神支柱。

对“革命”话语的强调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特征之一。王奇生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革命”与“反革命”的意识形态之争。北伐期间,武汉国民政府制订了《反革命罪条例》,以“反革命”罪名起诉北军被俘将领,这是近代史上“反革命”首次被写入刑法。他进一步分析了“反革命罪”从苏俄缘起、通过左翼知识分子和俄国顾问进入中国政治话语的脉络,以及“反革命罪”在使用过程中的任意专断性。

乡村史是社会史研究的新生力量。赵旭东和张洁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试过程,指出在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变化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张俊峰通过“土默特文书”分析了清乾隆至民国初年内蒙古土默特地区水权交易的主要特点,指出从以土地为中心到以水为中心,凸显了明清以后北方区域社会日益强烈的水权观念,是理解乡土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新路径。

四、中国革命史

城市史和日常生活变迁史领域近年来迭有新作。湛晓白指出星期休息制度在近代中国的普及,不完全是民间习染和被动顺应的结果,而是凝聚着国人多方面的理性认知和主动选择,背后反映出近代中国保守与求新、民族主义和世界化、内地和大都市不同立场之间的对抗。魏兵兵以上海华人剧场建筑为对象,探讨了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体制下城市公共空间演进过程中多元错综的利益折冲和政治博弈。

2009—2011年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既在实证研究上多有进展,同时,革命史研究与社会经济研究的结合也在进一步展开。

医疗史的研究结合了史学和医学,屡有创获。李秉奎探讨了近代以来中西医之间延续至今的理念争论。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医废存之争势如水火,双方阵营中出现“国医科学化”倡议,围绕“国医”走向“科学”的可能与前景展开热议,而“国医科学化”旨在借科学之“术”解中医之“困”,并有“领导世界医学走一条新的径路”之意。肖安淼在分析1950年的绥远梅毒防治时指出,新政权梅毒防治过程中只将绥远地区民众的生理健康视作防治成功的标准,而忽视了身体对于当地人的复杂意义,忽略了现代医学理念与宗教医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国家“阶级解放”的意识形态和扭转人口下降趋势的主观意愿的双重推动之下,导致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微妙关系。原本意在“团结”“解放”的“善政”演变成一场波及内蒙古、华北、东北等广大地区的“割蛋”谣言风波。

杨天宏考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员身份认同问题的由来及国共双方对策。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坚持独立性原则,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国民党反制性地对中共实施“党内”约束,两党矛盾日渐激化。共产国际既命令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又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保持政治及组织独立性,这种内含矛盾且极具操作难度的决策,是两党关系最终破裂的因素之一。

将宗教与社会变迁相结合,是近年社会史研究的新方向。高力克分析了陈独秀宗教观的表现与理论来源,指出陈独秀的科学主义与法国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关系没有被学术界重视,孔德的“神学—玄学—科学”三时代进化论,强化了陈独秀的无神论观念,认为一切宗教都是虚妄的迷信,是文明进步的障碍,相信终将“以科学代宗教”,相信唯物史观完全可以解决人生问题。

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于国家形态有着怎样的设计和预期?于化民依据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论著对此作了系统梳理,指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根本原则,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总体方向和长远目标。虽然他们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还存在着某些不足,但由他们确立的观察国家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他们提出的全新的国家理念,以及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观点,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识和解决国家问题的进程。

赵晓阳以新西兰华人华侨为例,探讨了19世纪中国海外移民在移居地的社会行为及在当地居民中的印象。这些只梦想挣钱后叶落归根、不愿意被同化的“过客华人”,在海外备受排斥和歧视,引发了世界性、严密苛刻的“排华活动”。究其原因,与华侨在这些国家因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认知和差异形成的“被印象”密切相关。

既有的革命史叙述中,虞洽卿一贯被看做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冯筱才通过考察1926—1927年虞洽卿等人的政治动向,研究了商人主动参与政治等问题。他指出,北伐前后,中共在上海曾与虞洽卿等商人有过密切联系,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即在此背景下展开,虞洽卿曾被视为“资产阶级左派”代表人物。不过,虞与中共的合作主要仍在国民党的框架中进行。中共弹性运用了“阶级分析”来解释其利用虞洽卿等人的政策。但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失败,为党内反对派提供了批判依据,影响到后来路线政策的走向。

八、思想史

张宏卿、肖文燕对1927年国共分途之后的革命起源作了分析,认为在当时革命处于危机的背景下,一批中小知识分子把诞生于城市的革命引向“乡下”,开启了革命的新路径。中央苏区区域社会革命的产生,有赖于中小知识分子群体的努力,而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转入乡村得益于他们这样一些特质:地方性素质是其从未中断过的乡村“脐带”,外部活动是其革命思想产生的“催化剂”,革命的职业化、基层化是其获得民众认同的最佳路径。何友良对中央苏区革命中的地方领导群体进行了研究,指出在革命展开过程中特别是在清一色的阶级政策下,地方领导群体在土地分配、阶级路线和发展目标等核心问题上,其自身特有的社会文化条件及行事方式必将遭遇困境和挑战。他们在革命源起时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地方文化、社会条件等优势逐渐失去功用,一些人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地方领导者的境遇说明,革命是一个艰难复杂的问题,人们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找到合适的道路。

观念史和概念史的研究引人注目。近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国人产生了日渐明确的“国耻”意识和“亡国”焦虑。李帆分析了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国耻”与“亡国”话语,认为出于对中国在世界进化位置的焦虑,以及建立和完善近代民族国家以摆脱困境的现实需求,“国耻”与“亡国”两种话语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中有较为充分的表达。它表明进化史观及线性历史观在其时的“新史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民族主义叙事大行其道的背后,中国固有的鉴戒史观发挥着作用。马建标探讨了一战前后中国人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分析各派政治势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及其目的,认为国耻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对普通民众进行救亡启蒙的作用,蕴含着时人关于如何救亡的集体潜意识。王奇生讨论了中国现代思想话语、学术话语中影响深广的“阶级”话语。他认为五卅之后,中共在将马克思主义原理本土化、具体化、实用化的同时,存在着阶级概念泛化的问题。近20年来,“阶级”与“阶级斗争”话语逐渐淡出中国政学两界的视野,又呈现出“去阶级化”的趋势。他提出,无论是将“阶级”的概念泛化,还是“去阶级”化,都是不恰当的。陈红娟则从概念史的视角,考察了“阶级”在1920年前《共产党宣言》译文中的原初指涉与多元化表达,认为这一概念经历了不同文化间的语义旅行,在偏移原初内涵的同时与中国文化、中国实际相结合,获得了中国化的语义。此外,在《宣言》实现文本中国化的过程中,“阶级”概念的社会功能经历了从服务于等级协作的封建礼制到彰显社会分化的嬗变。郭双林对19世纪初年开始风行于英美等国,并伴随殖民主义的扩张流传至世界各地的文明等级论追根溯源,分析其产生的背景、流派、影响,并对其殖民主义话语进行了批判。黄克武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文明”与“文化”两个词汇在近代中国的来源、演变以及对历史书写与思想论辩的影响,认为近代中国思想经历了从以西方中心、线性演化论为基础的“文明论述”转变为强调中国文化具有精神价值、民族个性之“文化论述”的过程。邹小站探讨了清末民初思想话语中的“民权”与“国权”概念,认为当时人使用这一对概念时,其所指相当复杂。概念不明,一方面因概念本身内涵丰富,人们在使用时各有侧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概念的使用者在思想主张上存在分歧,不免突出强调概念的部分内容,而有意排斥另外的内容。周月峰探讨了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认为这一名词流传之初,既是一种革新运动的主张,又是描述现状的概念,其含义既不同于五四前偏学理的思想文艺探讨,也区别于稍后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政治革命;“五四后”,这一名词被时人用于指涉不同的社会改造方案,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在由天下观念到近代国家观念的转折之中,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对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关研究近年来受到学者重视,年内已经有重要专著问世。关于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潮,郑大华接续多年研究,从“民族复兴”话语的视角探讨了近代中国思想中的“民族精神”论,以及抗战时期围绕民族建国问题的讨论。

减租减息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张玮考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借贷关系,指出晋西北的减息并非一帆风顺,债权人与负债人围绕减息交息展开激烈斗争,借贷关系则因双方利益争夺及中共限制或取缔高利贷政策陷于停滞。中共为活跃农村金融,创设农民之间互助借贷,“互借”部分解决了农民生活及经济建设困难。中共又以西北农民银行为中心举办政策性优惠农贷,建立促进农民借贷的合作社,以此作为活跃乡村借贷和通融农业资金的主要手段。王士花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个案,从减租减息政策的推行过程考察中共动员农民的策略方针、方式、步骤及其中出现的问题,分析民众动员的程度与各地贯彻减租减息政策成果的相互作用。她认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与群众运动相辅相成,二者互为促进,相互影响。

近代以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家族主义与家族伦理遭遇重大挑战,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邹小站探讨了晚清修律中的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争,认为当时的论争主要围绕家族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现实需要,追求国家富强是否必须破坏家族制度与家族主义;国家的目标是实现其道德价值还是追求国家自身的富强;立法创制是依顺历史与习惯,还是可以更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等问题,争论双方关注的焦点实质上在国家富强,而于家族伦理的伦理价值以及对于个人生命的意义,则缺乏深入的讨论。易明、陈先初分析了从清末到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知识界对于家族制度的批评,认为其批判叙事大要从两个维度切入:一是政治的,一是道德的。前者一方面展示出在近代国家救亡图存、政治秩序建设、个体自觉和文化变革上,传统家族制度所存在的不适;另一方面也见证了在文化人的思想变迁上,家族制度的评论和质疑起到了接引西方观念的桥梁作用。后者则一方面将对家族制度的认识推向了深入,另一方面也让新旧道德更张的吁求得到了具体的载体。李维武探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家庭观,认为他们的家庭观主要围绕四个相关问题展开,并产生了四位代表性人物:以唯物史观揭示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说明家庭制度形成与变化的根本原因,李大钊是其代表性人物;以女性问题作为解决家庭问题的切入口,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是解决家庭问题的正确道路,陈独秀是其代表性人物;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探讨家庭史脉络,说明家庭演变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及其前景,蔡和森是其代表性人物;从女性社会运动维度阐发新女性观和新家庭观,以改造中国和妇女解放来解决家庭问题,向警予是其代表性人物。这四个问题,形成了由批判旧家庭到走出小家庭的基本走向。左玉河探讨了抗战时期国民党人、战国策派以及现代新儒家对“忠孝”观念的阐释。国民党着力阐述“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强调忠于国民党及其领袖;新儒家从学理上阐明了忠孝观念与家族制度的关联,重忠轻孝,强调忠于民族国家。战国策派从所谓“大政治时代的世界”的角度阐释“忠孝”观念,强调“先忠后孝、忠在孝先”原则,主张扩大忠之范围,将“孝”局限于家庭之中。这些阐释,显然具有为抗战服务的现实目的。

中共历史上每一次政治运动在农村的推行,往往都伴随着工作队下乡。李里峰探讨了华北土改运动中工作队的角色特征、权力属性及其与村庄社区的互动,将其视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新型中介机制和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工作队与拥有“地方性知识”的基层政治精英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矛盾。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社区的权力结构,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精英监控、资源汲取、乡村治理的目标,但又破坏了科层化党政机构的日常运作,使运动式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长期维系。

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传播与影响近年来也引起学者的关注。傅正以章太炎、严复为中心,研究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对清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分析中国人的自由观与斯宾塞自由观之差异所在,认为斯宾塞的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是对立的,而在中国,二者则具有同一性,这也决定了斯宾塞学说在中国的命运。

解放区的土改政策经历了“温和—激进—纠偏”反复调整的过程。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反复是共产党的“政治谋略”或为了适应“革命形势”采取的。张树焕通过考察当时中国土地占有的实际状况、中央所在地与地方根据地客观状况的不同、动员群众与统一战线的关系等情况,指出土地改革政策反复调整的原因比较复杂。将南方土地分布状况作为北方土改的理论依据,导致了中共中央土改由温和日益走向激进;而北方许多地方土地分布较均衡的客观现实,又促使中共中央对激进的土改行为进行纠正。

九、台湾史

1946年7月的“安平事件”,是中共军队与美军之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杨奎松指出,这次冲突正值马歇尔调处遭遇困难之际,必须求得国共双方配合的马歇尔,被迫对这一造成美军十余名官兵死伤的严重事件采取了大事化小的处理方法。但是,美国政府随后不顾中共的强烈反对,向国民政府转售战时剩余物资,加速了国共关系的破裂。安平事件的调查工作也因此备受影响,最终美、国、共各执一词,事实真相反而被遮蔽。“临清事件”是1948年10月华北解放区因公营商店抢购棉花导致的一次涨价风潮。刘一皋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细致研究,认为:在事件中,基层干部、中层领导乃至最高层决策者,都需要在现实客观条件和方针政策导向之间进行判断与选择,要从认识上达到两者平衡相当困难。对临清事件的认识导向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历史真实,强调在新国家中国营商业的领导地位和行政干预的必要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特别是私人商业资本的危险性,成为九月会议前后中共中央认识发展的公开表述。

2017年的台湾史研究,就研究时段而言,清代及清以前以及战后时期研究成果较多,日据时期相对薄弱;就研究主题而言,传统的政治史、两岸关系与台湾“对外关系史”依然吸引了众多的学者,经济史、军事史则较为欠缺。

张永以诉苦会为中心考察解放战争中新式整军运动的开展和效果,认为中共军队在解放战争中取胜的根本原因,在于解放军是有信仰的军队。大批解放军战士获得这种信仰的有效形式是以诉苦会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改造数百万俘虏兵的过程中,这一形式的效果尤为显著。新式整军运动大致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是群众心理的有组织的爆发。

台湾政治史研究中,近年来荷据时期至清代台湾史受到较多关注。林少骏、谢必震回顾了沈葆桢在“台湾事件”后的治台方略,认为走向海洋必须要有全面的海洋发展战略。傅德元梳理了凤山淮军昭忠祠的修建过程,论述了淮军为抵御侵略、保卫及开发台湾所做的贡献。岳忠豪比较了日方提出的《马关条约》的三种文本,指出出让主权的前提在于拥有其主权,这恰恰证明日方高度承认中方对于台湾等地的主权拥有,也坐实了日方自1874年以来以“台湾属于生番之地,不属于中国”为由而进行的屡次挑衅实属无理。杨齐福考察殖民统治初期台湾士人的政治认同和行为抉择,认为台湾士人政治认同的模糊性与行为抉择的多样性,与其在价值判断中重视利益、漠视道德伦理、混淆满汉矛盾与中日敌对关系有关,与部分赴台人士的不当言论也不无关系。李理指出“上海台湾反帝同盟”是由“上海台湾青年团”更名发展而来的台湾青年革命组织,存在时间虽短,却是两岸共产党人紧密合作的先驱。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以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为切入点,呈现了苏维埃运动由盛而衰巨大转折阶段的历史面貌。针对将土地革命与地权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该书全面分析了土地革命的源流和赣南闽西成为中央苏区的多重因素,阐述了资源陷阱下中共应对的进退失据,探讨了苏维埃革命的历史制约。

关于光复初期政治史研究,“二二八”事件历来是关注重点,2017年适值“二二八”事件发生70周年,论著和资料集的出版更为密集,但以台湾学者的成果较多。张晓宇通过解读林献堂日记,指出“二二八”事件中台湾民众追求的主要是优良省治,呼吁的也是体制内改革,绝非当代“台独”分子所宣称的“‘台独’运动之源泉”。关于1949年以后的台湾政治,潘建华梳理了国民党政权在退台初期“一岛两府”的特殊环境下,蒋介石与吴国桢、陈诚之间围绕省政府与行政院的人事、职权等问题的互动博弈。张朝晖指出军事审判权属性的嬗变,是贯穿台湾地区军事审判制度发展改革历史进程的一条主线,随着“统帅权说”向“司法权限说”的演变,台湾地区军事审判制度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五、近代中外关系史

经济史方面,徐晓望对晚清帆船贸易进行了研究,指出轮船进入台湾海峡航线之后,传统大帆船贸易受到打击,但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很快复苏。汪小平对“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华推行土地改革的主张进行了梳理,指出当时台湾的土地改革,与其说是经济政策,还不如说是冷战之初所发生的一项政治运动,目的是为了防止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程朝云探讨了在特殊的战地环境下,金门军政当局何以要进行土改以及如何进行土改的问题,指出其推行土改的动机,与当时的财政经济困难有直接关联。

1.不平等条约与外交体系

两岸关系和台湾的“对外关系”特别是美台关系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一向是台湾史学科的热点问题。王永男指出,台美关系一直是蒋介石处理“五二四”事件的主轴,尽管蒋介石“祸引”中共,使之得以“完满”解决,但“五二四”事件的发生对美台关系仍有创伤。冯琳考察了美日台三方围绕奄美群岛“归还”一事的考虑与博弈,指出奄美群岛予日是战后日本逐步占据琉球的开端。

近代不平等条约研究一直是外交史的重要内容,李育民主编的“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分别对条约制度、条约关系、国际公约、特权制度、领水主权、条约与贸易冲突、条约与基督教及医疗事业、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弥补了以往条约研究中的种种缺失和不足。不平等条约研究虽成果丰富,但对不平等条约的评判标准一直未有系统讨论。侯中军对此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提出了评判标准,并得出近代中国签订了343个不平等条约的判断。

台湾史研究的其他问题包括少数民族、宗教、教育等方面。李细珠通过对日裔台湾学者傅琪贻著作的解读,指出傅著所述的血腥事实足以证明,武力征讨、掠夺、威胁、欺骗、屠杀、灭社,就是所谓“日本统治时期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的真相。董建辉、郑伟斌指出日本殖民政府文化治理术的内在逻辑,是通过建立在统治权力之上的文化霸权,对台湾原住民族群施行全方位的同化政策。宗教史方面,周翔认为台湾少数民族的盘瓠神话属于治病型,源自我国大陆地区。郭荣刚认为基督教在台湾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加快了原始社会的解体,亦造成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的变迁,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传教士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造成台湾基督教长期分化的格局。刘大可系统考察了台湾客家人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并探讨台湾客家民间信仰对大陆客家民间信仰的继承与发展等问题。杨磊、刘佳雁指出,20世纪60、70年代台湾佛教的复兴既是全球宗教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又展现出鲜明的自身特色,是传统汉传佛教在全球化、现代化大背景下进行的现代转型和探索,并将对未来佛教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黄俊凌对光复初期台湾教育视导制度进行了研究,指出教育视导的实施,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重建政策和台湾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不平等条约的修订与废除问题继续为学界所关注。唐启华指出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是贯穿清末、北洋、南京国民政府的一致目标,北洋末期融合修约、废约之长,发展出“到期修改,期满作废”的可行策略,成为日后改订新约的重要依据。李育民考察了晚清改进、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尝试,认为清政府的努力最终收效甚微,其所背负的沉重传统包袱,限制了自身的思路和行为。

思想文化史方面,周杨认为台湾族群认同经历了“中国化”“乡土化”“在地化”三个阶段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内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斗争以及省籍矛盾激化的情况,另一方面这种转折又受到西方思潮的严重影响,是“边陲—核心结构”影响下的产物。“语言”始终关联着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问题。朱双一系统考察了台湾日据时期日语推行,光复初期国语推行,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语”运动兴起和“国族认同”之间的关系。

关于清朝外交体制,曹雯提出了“藩封体制”的概念,以有别于学界所普遍使用的“宗藩体制”或海外所使用的“朝贡体制”。权赫秀强调,一个外交两种体制,是晚清时期在朝贡关系体制的中心与边缘都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现象和事实,本质上则可以说是晚清对外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过渡性现象。孙艳姝认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五十多年间,中朝间的朝贡关系并未因列强入侵和两国国内动荡而中断,甚至一度“回光返照”,这极大地凸显了晚清东亚国际秩序变迁的错综复杂性。孙昉认为,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不同于近代以缔约为主要形式的双边关系,其确认和维持并无成文条约的保障,因此非成文契约性是中朝宗藩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

关于台湾历史上的各种思潮,孔苏颜、刘小新论述了20世纪20年代台湾左翼思潮的兴起、发展及其知识圈的建构与交流互动。张高杰以《自由中国》杂志刊登的文章为研究对象,对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研究,指出以《自由中国》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提出的政治理念,在当时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蒙作用,也对日后台湾社会兴起的民主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常千帆、毕昆通过对光复后“台湾儒学”三种基本形态——“官方儒学”“民间儒学”与“社会、生活层面的儒学”的梳理,揭示其在遏制“文化台独”、建构两岸共同文化认知体系过程中的作用。李琳对20世纪60年代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进行了研究,考察其推进台湾社会“再中国化”的相关举措,并分析其对台湾地区保存和传承中华文化产生的影响。

2.晚清中外关系

此外,欧阳月姣将光复初期的台湾去殖民化历程作为重点考察对象,指出目前惯用的“去日本化/再中国化”的阐释框架尚不足以界定或解释光复初期台湾面临的去殖民化难题,破除“国族魅影”的障眼法,是寻求台湾去殖民化的必经之路。彭韬考察了《中华杂志》有关“中华”的论述。陈小冲通过观察蔡孝乾的早期历史,认为缺乏坚定革命信仰和工作中的被动性,是其最大的特点或弱点,此或为其日后变节行为埋下些许伏笔。

所谓礼仪冲突,不仅存在于中英之间。陈开科考察了过去很少为人注意的俄国来华使团。嘉庆年间,俄国派遣庞大的戈洛夫金使团来华。但双方文化背景有异、互知甚少,从一开始就在礼仪等问题上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俄国使团访华半途而废。

201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在讨论鸦片战争的起因时,吴义雄对在华西人与英国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进行了探讨,来华西人创办的英文报刊,鼓吹运用武力使中国彻底屈服,为远征军出谋划策,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最强硬的立场以攫取利益,对英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制度史研究受到极大关注。晚清政治制度、财政制度、科举制度的变迁,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等,均有较多重要论述。制度是已经凝固的规则,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潜隐而关键,其“兴”或“因”或“变”或“革”均牵连广泛而深远。对制度史的重视,是史学研究深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甲午战争的研究仍是成果比较集中的领域。戴东阳通过对金玉均被刺前后中日两国外交活动的分析,指出日本出兵朝鲜及挑起中日战争与金玉均被刺并无关联。刘念从认为,日本在战争发生前20年间经济增长的转型,贸易结构的变化,以及优势产业的培育使得日本经济成功转型,这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蒋立文认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实际支出的军费总数不超过1.25亿日元,而清政府的实际支付折换成日金,却总计3.5836亿日元;日本从中国掠夺的资金高达2.3336亿日元,是当时日本全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的3倍。崔志海认为,美国政府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声称中立,实际上却偏袒日本方面。

第二,多学科融合已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不仅社会史与史学各分支学科融合无间,从政治看经济或从经济看政治都已习以为常,革命史研究中引入心理学、符号学、美学等视角和方法也取得不俗成绩。事实上,笔者在写作这篇综述的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按照相关学科划分撰写年度学术综述事实上已经不很适当,有些文章在各部分反复出现,难以归类。

戴海斌考察了庚子事变前后张之洞与日本政府、军部及民间团体之间的多种联系,展示了这一时期历史的复杂性,丰富了人们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认知。长期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在晚清的中外交涉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张志勇考察了庚子事变后的中英商约谈判,指出赫德的地位明显下降,虽然他最终被派为会办,但只是一个空衔而已。

第三,“器物”和“技术”研究日见广泛。近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对物质文明的阐发大放异彩,近代史则主要关注“西器”和“西艺”,相关研究引人入胜。从2017年的学术进展观察,今年会有更多这方面的成果发表,给近代史研究带来新的生机。

关于鸦片贸易问题,王宏斌指出,逼迫清朝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是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一贯坚持的方针。王宏斌还考察了英国与清末禁烟运动的关系,指出英国政府虽然没有根本改变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立场,但在谈判桌上却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苏智良考察了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认为该次会议公开举起禁毒旗帜,揭开了国际联合禁毒的序幕,在促进中国禁毒运动的同时,也为以后制定国际禁毒公约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3.北京政府时期中外关系

对于外蒙古的分离运动,栾景河指出,外蒙古在“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革命声中离中国越来越远。这里有中国内部的因素,有外蒙古的内部因素,还有共产国际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苏俄因素,它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昭华指出,尽管《中俄蒙协约》使得俄国实现了其既定的方针,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但该约毕竟确定了中国对外蒙的领土主权,也属对宗主权理论的一种突破。

1918年北京政府和以英法为代表的协约国盟友之间,围绕如何处置在华德侨展开了交涉。张开森认为,北京政府即使是在参战后也对德侨持宽松友善政策,其做法完全符合国际法,体现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进步。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政策过去颇受非议,并认为是日本胁迫中国参加出兵。侯中军对此作了考察,认为《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内政与外交政策结合的产物,日本政府并未邀请北京政府参与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甚至予以阻挠。

国民外交日益引起外交史学者的关注。周斌专著系统论述了20年代国民外交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若干空白。

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首次系统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法教育合作事业,对认识那一时期的中法关系史提供了另一个有益的视角。葛夫平还撰文对中法教育基金会在退还庚款及兴学中的作用以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法国政府的态度进行了专题探讨。

借助于海外资料的发掘,北伐过程中一些事件的探讨也更加精细。黄岭峻通过对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所藏传教士书信的研究,对“南京事件”做了进一步考察,得出该事件由南兵发动的论断。陈谦平以新近公开的蒋介石档案和日记等资料为基础,探讨了济南惨案及蒋绕道北伐的决策,认为蒋介石忍辱负重地作出绕道决策,避免了中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使国民政府在国际道义上取得先机。

4.国民政府时期中外关系

关于中东路事件,刘显忠指出,这一事件由中苏“共管”体制的矛盾、地缘政治及中方决策失误等多种因素造成。薛衔天认为,奉苏战争造成东北军重大伤亡,张学良对北满苏联势力的完全清除是一种战略错误,给了日本侵占东三省的机会。

关于九一八事变,臧运祜指出,事变后日本决策层有一个侵华国策的同化过程。虽然日本内阁提出了“不扩大方针”,但自日本经营南满以来,维护“满蒙权益”成为历届政府、军部海外扩张及处理国际事务的压倒性决策要素。关于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张俊义通过对美国胡佛研究所馆藏索尔兹伯里的个人文书等档案的研究,认为美国政府起初对九一八事变采取消极态度,但在看到了索尔兹伯里等人的调查报告后,对日态度始日趋强硬。鹿锡俊讨论了1935年国民政府对日、对苏政策的多重性质,认为对处于复杂互动作用中的中日苏三角关系及蒋介石的战略作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重大原因。

对于战时外交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胡德坤主编的9卷本《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丛书涉及这一时期外交战略及重要双边关系,在相关领域都有所突破,进一步推进了对战时外交的研究。杨天石、侯中军编的《战时国际关系——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集结了多国学者的力作,可说是代表了目前国际最新研究成果。

王建朗利用蒋介石日记重新解读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认为抗战后期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严重性大大超过人们以往的认识,蒋不仅对美国援华不力严重不满,甚至对罗斯福援华的诚意、魄力及动机逐渐产生了怀疑,两者之间的信任在战时已逐渐流失。吴景平进一步考察了美国对华财经援助,认为蒋介石在中美交涉中努力使中国的利益最大化,他能够调动有关外交官和特使的长才与积极性,有助于加强中美之间的了解。陈永祥认为,作为学者的胡适和作为政治家的宋子文,由于个人背景的不同以及性格作风等方面的差异,在两年的共事中合作得并不默契,常常发生不愉快乃至相互拆台,最终导致胡适的去职。

抗战时期的边疆问题日益引起学者关注。王建朗、左双文探讨了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指出蒋介石知晓盛世才意欲摆脱苏联控制后,不计前嫌,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积极布局,促使盛世才效忠中央,并陆续清除了苏联在新疆的势力。新疆治权的收回是关乎国家民族利益的重大收获。侯中军考察了1940年代围绕琉球问题的论争与实践,认为日本投降后虽然主流舆论要求收回琉球,但托管琉球已经成为国民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

关于马歇尔调停,陈晖进一步作出具有新意的研究,指出马歇尔调处与苏联政策的转变存在着内在联系。在马歇尔调处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已经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即从支持国民党政府转变为有条件地支持中国革命。

美国的情报工作也开始引起学者关注。杨奎松认为,内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情报工作存在许多问题,影响到了准确性和涵盖面,但大体上还是客观和可信的,依旧对美国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程早霞、李晔讨论了1949年前后美国中情局间谍人员秘密潜入西藏的问题,还原了美国企图策动西藏分裂势力与新中国对抗的历史事实。

六、近代经济史

1.财政金融研究备受关注

近代财政金融研究是经济史研究三年来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关于晚清财政预算制度研究,陈锋对1908年预算制度正式实施时的相关条文进行了详尽解析,重点探讨了政府的实施方针与国人对宣传的接受过程。刘增合则着重关注预算制度作为一种西式新制,如何移植、嫁接到中国旧有的财政体系中,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和引发了何种后果。倪玉平指出,“道光萧条”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嘉庆道光时期关税收入仍保持500万余两的水平,相较于乾隆朝没有出现大幅度下降。周育民依据新史料考察了清代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这一难题,认为1879年后,清代厘金岁入已常年在2000万两以上,1903年后突破3000万两。在晚清财政状况的总体判断上,苏全有认为从实效上看,清末财政并非山穷水尽。

20世纪20—30年代的金融货币情况及其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燕红忠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金融的大发展主要出现在1921—1936年间,这一时期衡量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都得到了迅速提高。杜恂诚用新方法测算了1930年代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认为货币化稳步增长,但没有建立约束机制,埋下了负面的种子。朱荫贵对工业化资金做了深刻的反思。他发现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相当疏离,与中国近代企业特别是股份制企业的发展之间关系不密切,某些时段甚至脱节。以往的研究比较强调中国工业化初期外资与中国经济利益冲突的一面,但云妍通过对开滦煤矿的研究,认为从较长时期看,外资的作用与影响外溢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层面,对于中国整体现代化事业不无推进作用。

金融监管引起了不少学者关注。康金莉探讨了北京政府时期币制监管的主要内容及监管机构的更迭,呈现出当时人对于金融监管问题的反复探索过程。王红曼分析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银行监理体制的得失,认为国民政府实行由财政部、四联总处、中央银行等多家机构先后共同参与的多元化银行监理体制,对银行发展与经营安全进行了大规模的设计与监理,对战时金融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政出多门,矛盾累积下实效不足,战争后期通货膨胀日渐加剧。段艳和易棉阳则讨论了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监管的演进与特点。

2.GDP研究成热点

李伯重研究了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他发现,华娄地区的经济已不再是农业为主的经济,早已摆脱了糊口农业。近代早期江南经济之所以停滞落后、与近代经济发展无缘,其实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味试图脱亚入欧、将自身改造为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全盘否定自身历史传统与积累所致。

李伯重的专著引发了新一轮对于GDP研究的学术兴趣。《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织了专栏笔谈。史志宏认为,GDP研究已有相当成熟的方法和整套的指标体系,做此项研究的人都必须遵循,方法和指标不是重点,重点应该是历史数据的收集和整理。陈争平认为,历史越久远,收集经济统计资料的难度越大。他建议立即开展“近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项目工作。刘巍指出,就近代中国GDP进行估算时,选择理论模型要注重前提假设的分析,外推数据时要注重对残差的分析,还需要用其他领域的数据做验证,这样才可能经得起学术的考验。杜恂诚、李晋则对GDP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认为不宜把GDP作为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或中国近代二元转型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比较时的主要评价标准,尤其不宜用偏离定义或模型有缺陷的估计或计量方法得出的GDP数字来进行比较。否则,会不恰当地估量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掩盖中国近代二元经济结构及中国古代市场十分有限的事实。

3.三农研究有新意

关于城乡人口流动问题。对于农民离村进城的原因,学界多有讨论。赵红军认为,农民是一个理性算计者,尽管曾多次出现过诱发农民走出农业、农村的历史机遇,但在外在生态条件和多重制度约束下,农户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结果,仍然选择以农为主、工商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戴鞍钢认为这一论断与事实相距甚远,农民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选择,只能迫于生计,或辗转于城乡之间挣扎求生,或困守贫瘠的土地勉强度日。周应堂、王思明则认为农民离村进城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压力和经济吸引,此外又指出,中国近代农民离村进城的原因应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去寻找,特别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出现以后,对劳动力市场发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国家与农民关系也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杨国安以晚清湖北樊口闸坝之争为例,指出此案体现了国家与农民对大型水利工程的不同考量,也体现了地方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和博弈关系。作者认为国家在地方社会复杂的利益纷争中,应居于协调者的立场,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单向仲裁。黄正林研究了此前较少为学界关注的民国时期甘肃农家经济,指出构成甘肃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而是地方政府和军阀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在关于民国时期农业经济研究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左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1930年代中国农业已经全面破产,农村经济完全崩溃;另一种观点认为此时农业生产力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基本上还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李金铮通过对定县农家生活的量化分析,指出所谓农民生活不断恶化的观点的确值得斟酌,而所谓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黄正林通过对1927—1937年河南农业发展的考察,认为从河南来看,当时中国农业的状况既不像衰退论者描述的那样悲观,也不像发展论者论证的那样乐观,但应当承认,发展是当时农业经济的总趋势。

对于农村地权的研究也有新意。首先,不同的地权类型受到研究者关注。马俊亚通过对近代徐淮海圩寨大地产的考察,对近年来出现的对中国土地集中说的质疑提出了反质疑。胡英泽研究了清代山、陕黄河滩地鱼鳞册,认为黄河滩地属于“流动的土地”,具有类型学意义。其次,对传统土地产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曹树基等人考察了近年发现的浙江松阳石仓契约,指出土地交易并不一定是土地所有权的整体性交易,而经常表现为土地所有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部分性交易,土地三权的分离为重新理解传统乡村的产权制度提供了新的认识框架。龙登高等人考察了近世中国地权的多重权能,认为传统地权具有多层次的权益与功能,相互关联,最基本的是耕作权,其次是土地增值权益,再次是以土地为中介的多样化交易形式具有跨期调剂的金融功能。地权形态的多层次性促进了土地的可交易性。多样化交易形式又推动了地权与生产要素的动态组合,从而提高土地产出与经济效益。

此外,企业史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朱浒研究了江南绅商与洋务企业的关系,认为晚清义赈的兴起,促使江南绅商与洋务企业领导者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由此改写了此前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失败经历,取得了相当显著的绩效。徐锋华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荣氏集团申新七厂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主动要求政府干预的案例,指出1936年国民生产达到历史顶峰,说明统制经济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申七事件无意中成为实行统制经济的导火索。虞和平则研究了抗战后国家资本的变化问题,他在核对原始数据及对大量数据进行重新组合统计的基础上,纠正一些计算错误,对国家资本的膨胀、垄断及其危害做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

七、社会文化史

社会文化史是一个新兴学科,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记录了这一新兴学科创生及发展的历程,可以视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学科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

1.社会阶层、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

知识阶层作为连接官方与民间、上层与下层的中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岳麓书社2010年版)一书深入探讨了湖南绅士阶层在近代演变的成因、过程、结果和影响。杨国强从晚清绅士阶层的权利和国家权力角度分析了二者的纠葛和关联。有关知识群体和社团组织的研究也有新进展。范铁权《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王巨光《民国教育社团与民主教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对近代科学社团和民国教育社团的缘起、发展及历史作用作了系统考察。马建标撰文分析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和政治转向问题,认为学生集体认同的构建及其国民身份意识的产生,一方面是“从上到下”的政府培养和精英启蒙的过程;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自觉构建过程。

近代文化世族的变迁是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徐茅明等人考察了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的变迁,认为近代苏州文化世族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前列,顺利地完成了由科举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向,由科举世家蜕变为现代的科学世家。民初“文化遗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过去人们对民初“文化遗民”多持单一性否定的看法。罗惠缙注意到“文化遗民”呈现出明显的延续道统的意味,他对这一群体的文化贡献给予了肯定。

社会下层边缘群体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蔡少卿修订了《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近代会党的产生、发展、影响和作用。邵雍系统考察了天地会的起源与发展、青帮的源流与发展、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运动等。此外,他还考察了近代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秦宝琦系统梳理了晚清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何文平考察了清末民初广东的盗匪问题与社会秩序的关联。

对商人群体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冯剑辉、王凤山、冀春贤等对各具特色的徽商与宁波商人进行了系统研究。

在女性研究中,女性身份及观念的变化是研究重心。王琴从性别与权力等角度,透视了传统城市的性别格局在近代的演变,解读了新女性在近代城市转型中的角色与功能。李长莉考察了妇女财产权的确立,认为,五四时期形成了妇女解放思潮,但直至国民党执政后,才最终颁行了实现男女平等财产权的法律。这一法律条文比民间实际情况又有所“超前”。这一过程反映了观念、制度和习俗变革之间有一定的“超前”梯度。

城市与乡村的社会生活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论著丰富。张生《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荆蕙兰《近代大连城市文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刘克敌、苏翔《民国杭州文人日常生活》(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刘俊凤《民国关中社会生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春杨《晚清乡土社会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对都市、城镇及乡村社会生活作了各具特色的研究。

学界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上取得了更为丰富的成果。王敏等勾勒了近代上海城市的公共空间。他们认为,上海的公共空间集现代性、大众性、多元性和商业性于一体,反映了这座城市的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殖民性与爱国性并存的特性。叶中强考察了1843—1945年间上海的文人生活,认为近代上海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先自周边终及全国的文人,不仅呈示出近代中国文化要素的一种地域流向,亦见证了传统士人从庙堂依附者蜕变为一个以近代知识生产体系为存身空间、拥有文化权力的社会阶层的历史过程。宋钻友等人考察了1843—1949年间上海工人的生活,梳理出近代上海工人生活的三大特点。此外,关于照相、广告对社会生活影响、市民的休闲生活与价值观念的变化等,也出现了细致而生动的研究。

龙伟考察了民国时期的医事纠纷,认为在近代卫生行政体制建立的时代背景之下,国家制度以及社会团体干预和影响着医患双方关系的互动。还有研究者通过对《医界春秋》杂志的考察,从微观上分析期刊出版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披露了民国中医鲜为人知的行业内幕。学界对近代中国慈善业的研究亦有新进展。黄鸿山以晚清江南地区为中心,揭示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运营实态和近代转型历程,对近代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教养兼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再探讨。

社会转型一直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重心。汪效驷依据民国时期陈翰笙主持的无锡调查,考察了转型中的江南乡村社会的实态。以前少有关注的东北乡村社会的近代变迁,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王广义考察了近代东北农村的政治控制,农民的社会生活,农业的经济发展,揭示了其近代化历程的演变。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是近代城乡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欧阳恩良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集中讨论了有关城乡人口流动、阶层流动、慈善救济,以及城乡控制和治理等论题。

近代中国铁路的修筑对地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熊亚平对1880—1937年间的铁路与近代华北地区的工矿业起步、城乡市场重构、产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动、市镇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铁路有力地推动了乡村经济由传统向近代的变迁。郭海成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铁路对关中经济社会的影响,认为关中经济社会因为陇海铁路而出现了重要转型,它还改变了关中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2.文化制度、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

近代中国教育的变革问题最近受到更多关注。张雁通过对德国经典大学理念与美国现代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导入、传播与影响,及当时国内学界对这两类大学理念的选择、调适和融合过程的论述,揭示中国近代大学的变迁。闻曙明探讨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格局、中西方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交融、中国近代大学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架构、内容与特征等。

研究者对高等教育的关键群体——高等院校负责人给予了较多关注。吴立保、王昊对大学校长在近代教育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崔恒秀则考察了1912—1937年间教育部与高校的关系。此外,罗志田考察了吴宓主持下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部,认为吴宓想办一个突破边界、融合中西的新式书院,通过培养“正直高明之士”来影响社会。

关于近代中国大学课程教育,李佳、张美平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毕苑梳理了新式教科书的诞生、发展以及教科书编审制度的演变等制度脉络,致力于从知识建构史的视角探察近代中国文化的剧变。

基督教教育仍是近代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周东华以“身份建构”与“本色之路”为新视角,考察了基督教会与民国浙江教育现代化的个案,重点论述了浙江基督教教育如何从晚清体制外的“外国人”转变为中国“国民”;如何从教会控制转变为受政府节制;如何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转变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有力促进者等问题。章博将基督教大学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中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基督教大学与西方教会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研究了在中国化、世俗化、国立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的应对之策和自存之道。

中西文化的关系是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一个主题。左玉河考察了中华传统文明在近代所面临的问题及其重新建构过程中遭遇的困惑。认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不是儒家思想的复活,而是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中西文明的融合与沟通。章清研究了晚清的西学“汇编”,认为“汇编”是对西学知识进行二度创造,因此解析其中关乎本土文化的调试与回应,正是审视中西文化之调试与回应的主旨所在。唐仕春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流变》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集中讨论了有关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媒体与文化生活、文化运动与论争、教育与知识、文化交流、风俗流变等论题。不少学者运用语词分析方法对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的演变进行探索。张帆研究了作为晚清教科的“科学”概念的生成和演化,认为“科学”概念在教育领域泛化的结果,在学术和政治两方面都动摇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邱志红梳理了从“讼师”到“律师”的称呼变化,从中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对律师的认知。

3.法制变革、社会习俗与民众信仰

近代中国的法制在西方法律的影响下出现了艰难的转型。近两年,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更为深入。夏邦对晚清法制近代化变革进行了反思,指出了变革的必然,分析了变革最终失败的诸多因素。乔素玲考察了近代前夕的广东法制、中西法律冲突与法制转型进程初启、晚清广东法制转型进程的全面启动与民国时期广东法制的发展。刘惠君考察了中国近代早期工商业发展与社会法律观念变革之间的关联。

刘昕杰通过对四川省新繁县民国司法档案的研究,发现不同的传统民事权利在民法典颁布之后的基层司法实践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指出近代中国基层民事司法在远离国家政治权力的基层维持着地方社会关系的运行和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王歌雅梳理了近代中国的婚姻立法由传统到现代、由家族本位向个人本位过渡的历程,并考察了关注域外婚俗、审视国人婚俗、转变婚俗观念与改革婚姻行为的婚俗改革历程。

近代中国社会习俗的变迁景象十分复杂。盛美真将近代云南社会风尚的小变迁置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大变迁的背景中,围绕“怎样变”、“为什么变”的内在逻辑,探讨了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化趋势及其规律。

学界对近代中国基督教的研究亦有新的进展。孙顺华通过考察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的关系,力图揭示异质文化间的传播规律。民国时期北京不同宗教的社团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很少有人对其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左芙蓉研究了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佛教社团、道教社团、伊斯兰教社团与基督教社团,考察了这些社团的活动及其特征。

王健从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社会空间的拓展,士绅、家族与民间信仰,官与民围绕民间信仰的博弈等角度考察了明清以来松江府及其附近地区的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关联及其互动。

八、近代思想史

相对而言,三年中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家思想及其影响、西学东渐及新名词输入、近代学术史、社会思潮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厚。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2009年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相关成果大量出版,并体现出较高水准。而研究视角的转换又使得这一历史丰碑“横看成岭侧成峰”。郑师渠认为,新文化运动根本的思想取向在追求现代性,但它毕竟发生在欧人反省自身文化和欧洲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变动的大背景下,因此无论自觉与否,新文化运动的主持者们不同程度上都在借鉴和吸纳反省现代性的合理内核,从而弱化了新文化运动初期明显存在的极端功利主义、绝对化、简单化的非理性倾向,为新文化运动打上了反省现代性的印记。汪晖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入手,研究了1910年代的战争、革命与“五四”文化运动发生转向的内在关联,认为如何评价共和制度与价值,如何看待西方模式及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等问题,构成了“五四文化转向”的基本问题。“五四”文化运动的根本特征,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转化、渗透和变奏。耿云志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既具有启蒙运动的性质,也带有文艺复兴的特点,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比拟,并无大不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无疑是一大枢纽。章清通过考察《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对五四思想界进行了新的审视,指出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颇具差异,呈现出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

近年来,学界在继续重视解读思想文本的同时,还着力探究思想家思想的源流及其社会影响。川尻文彦探讨了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思想源流及内涵,指出“功利主义”思想来自英国思想家边沁,而近代日本与中国将其放在传统的“自私与利他”的框架中来接受。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受到日本对边沁理解的影响,但后来梁启超在重新解释阳明学和墨子等中国传统思想的过程中,开始批判地认为功利是“利己”的东西。贾小叶系统梳理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在戊戌时期所引发的不同反响,指出以往论及“两考”,往往混一而论,没有作必要的区分。事实上,“两考”内容侧重不同,所引发的反响也不尽相同。前者没有涉及太多“孔子改制”等微言大义,故时人的评论基本上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的;而后者因其鲜明的“改制”主旨,时人的评论也由学术转向政治。高瑞泉对梁启超、严复的平等观进行了认真梳理,认为在平等观念的古今嬗变中,梁启超、严复代表了早期自由主义的一翼,与同时代激进的平等主义一翼有诸多不同。彭春凌分析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分合合,认为康有为逐步以“国民”外壳寻找到“孔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支撑,而梁启超则重新灌注“孔教”的核心价值入“国民”之精神修养。康梁的分合,表明儒教从“天下义”、“宗族义”到“国民义”的现代转型中蕴涵着嬗变、协商与不被规训的多重面相,亦折射了清末民初文化思想变迁的多元生态。

对新名词的输入与译介的考察是近年来思想史研究中的新兴领域,其中不乏力作。黄兴涛、陈鹏考察了“黄色”一词的词义在近代中国的变异,认为“黄色”由代表高贵、尊严的民族象征色彩词,转成为色情隐讳之指代,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与现实中国社会政治互动的产物。赵晓阳考察基督教汉译名词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过程,认为《圣经》的中文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译介的问题,而且涉及西方宗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调适与转化,以及如何被中国本土社会所认同等问题。中国传统词汇“天主”、“上帝”逐渐失去了其原有本土宗教的内涵,再生演变为象征西方文化的新词语。

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戚学民比较研究了唐鉴的《学案小识》和阮元的《儒林传稿》,认为唐著确实参考利用了阮著,它对阮著中相关人物的学术宗旨进行了重新鉴别,编织了一个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清代学术史谱系。唐鉴的这套论述有争夺学术正统的用意。这些现象揭示了《儒林传稿》对清代学术史著作的影响力,也显示了《学案小识》潜藏的思想史价值。於梅舫在解析朱一新论学旨趣的基础上,展示了浙、粤学人在认识汉宋上的分歧与特质,指出朱一新的治学路向以回复部分汉宋为高明,而同时代的学人及后人不加辨析,多视其为广东陈澧一派。实际上朱一新与陈澧在沟通汉宋中有着极大不同。两种不同的境界正展示了浙粤学人见解的异同与处理汉宋办法的高下。

西学的输入与传播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不变主题。三年中,关于西学输入与传播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郑大华研究了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输入、传播与影响,认为费希特思想虽在2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但只是到了九一八事变后才得到系统介绍。费希特本人为复兴民族而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正与中国知识界对于民族主义之爱国主义的理解一致,因此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思想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青睐,并促进了1930年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勃兴。刘增合研究了西方预算知识与制度的输入过程,认为经由日本过滤后的西方预算制度与知识又经过了传统理财观念的过滤与阐释,已经不太符合西式制度的原有格式、知识边界。外来知识体系接引过程中的生吞活剥、隔义附会以及借助于“西学中源”之类劝服方式等,呈现出外来制度与知识接引过程的复杂情态。孙江系统梳理了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话语及其在东亚的传播。拉克伯里自称发现了中国上古史的秘密:皇帝裔出巴比伦,汉人的祖先是巴比伦人。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不为欧洲主流汉学界所接受,但经由日本转介到中国后,很快成为部分排满知识人的“公共知识”。这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近代知识,接受者按照自身的主观意图对这种知识加以取舍和诠释。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一直为学界所重视。王东杰研究了清末切音字运动与“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指出,20世纪初,随着统一国语观念的流行,方音切音字被很多人认为破坏了“书同文”而受到激烈批评,但其支持者则强调方音切音字不但无阻反而有助于国语统一。另一方面,被诸多国语统一论者支持的官话音切音字也在一些地区遇到了类似的质疑。汉字在历史上维持国家统一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但汉字拼音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未终绝。郑大华考察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民族主义的理论主要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而构建的;“五四”时期是发展阶段,理论构建主要围绕民族自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反帝与反封建的关系而展开;九一八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高涨阶段,主要表现为民族复兴思想的提出并成了一种社会思潮。

九、台湾史

内地台湾史研究起步较晚,可谓后起新兴学科。由张海鹏、陶文钊主编的《台湾简史》(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是大陆出版的一部台湾通史著作。该书叙述了自古以来的台湾历史,偏重于近代以来的台湾史,后限一直延伸到20世纪末,反映了大陆台湾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一部严谨的简明台湾通史著作。两部大型资料集也在2009年先后面世。一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编成的《明清官藏台湾档案汇编》(邹爱莲主编,九洲出版社),共230册;二是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台湾“大通书局本”《台湾文献史料丛刊》,计9辑190册,为台湾史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中国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及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仍是大陆台湾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曲晓范对刘永福领导的抗日保台斗争进行了详细考察。王键深入探析了台湾少数民族抗日斗争,还原了少数民族的诸多抗日事实。林仁川、黄俊凌、许维勤等对日据时期台胞在福建的抗日活动进行了研究。贺平则探讨了抗战时期台湾学生参与大陆抗战的情形。在武装斗争之外,研究者还关注报刊舆论的抗日活动。陈忠纯以《申报》为考察对象,指出《马关条约》换约后,清廷上层对台湾问题集体失声,《申报》成为大陆支持台湾抗日的舆论中坚。

关于台湾光复问题,褚静涛陆续发表《收复台湾辨析》、《台湾光复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光复初期台湾群体性冲突事件述》等论文,指出台湾光复不是领土割让,而是收复失地(regain of lost territory),是恢复历史性权利(restitution in the right),是对战败的侵略者进行制裁。

关于国民党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以往研究多侧重制度设计或国民政府的措施,冯琳则通过考察中央电台对台广播,发现国民党的宣传对台湾民众心理的忽视。她指出,国民党对台宣传给人以大而无当、空而无物之感,未能成功进行民心“接收”的准备,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浮现种种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苏小东《抗战胜利后中国海军接收台澎地区日本海军概述》、张崇根《光复初期国民政府在台湾实行的民族政策(1945—1949)》等论文进一步丰富了“接收”的史事叙述与政策研究,拓展了研究领域。

李祖基、刘凌斌研究了抗战胜利前后闽台民间社团的活动,指出这些民间社团在言论上为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出谋划策,在二二八事件中呼吁政府妥善处理,并积极参与台湾的赈灾、资助贫困学子等公益活动,在两岸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战后台湾政治史仍是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所在。陈红民、傅敏通过对蒋介石“复职”的梳理与研究,展现了1950年初台湾政治的基本状况,以及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政治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心路历程与政治手段。邓文认为,在二战后的台湾历史上,无论是对民主自由理念的推广,还是实际参与促进改革的社会政治运动,雷震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雷震一手创办的《自由中国》,成为台湾社会民主运动发展的源头之一。杜继东的《红白之变: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三》一文是其研究台湾左翼政治运动的续篇,阐述了蔡孝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红色生涯和被台湾当局逮捕后背叛中共、由红变白的人生起伏历程。

战后的两岸关系、日台关系、美台关系仍是学者关注热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曾筹划武力解放台湾,但这一计划最终搁浅。吴本荣对其中的苏联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苏联三次拒绝中共援助请求、支持北朝鲜首先完成半岛统一,使得台海局势复杂化。沈志华利用新近公布的档案文献,考察1949—1950年中共进攻台湾计划从提出到放弃的决策过程,认为在中苏关系、苏美关系、美台关系相互交错和影响的冷战格局中,武力攻占台湾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美国是影响战后台湾历史最大的外部因素。汪小平分析了1950年前后的美国对台政策,揭示了“太平洋公约”问题的来龙去脉。蒋介石曾设想创建一个地区性“反共军事联盟”来增强中国台湾、韩国和菲律宾的合作,但美国政府暗中破坏蒋介石的努力,多边军事联盟胎死腹中。崔丕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有关中国台湾的三个文件为中心,探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国台湾政策的确立与调整,指出美国对台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是国民党当局长期与大陆对峙的重要前提条件。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是国民党政权迁台后面临的一大“外交”问题,张绍铎梳理了台湾当局1970年11月至1971年10月间在处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决策过程,指出在尼克松政府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不断让步,最终也没能保住在联合国的席位。

林晓光与周彦的《抗战后中美日关系研究:以“吉田书简”、“日台和约”为中心》一文指出,谈判“日台和约”时,日本政府百般回避战争责任和赔偿义务,而台湾在谈判中处处让步。“日台和约”未宣布“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也未明确日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说明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从一开始就隐含“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图谋。

对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陈小冲探讨了台湾的移民问题,认为历史上自西往东的单向度移民,在日据时期朝着多维方向移民的态势发展。随着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终结,移民群体又各归原位,重回起点。黄俊凌分别研究了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台湾籍民的聚居及垦荒情况,指出国民政府为战时台湾籍民的生计问题付出了努力。

刘一彬对清代台人参加乡试一事进行了考察,指出清政府为安抚孤悬海外的台湾士子,在福建乡试的中举名额中特为台人设立了保障名额,并给予赴福建参加乡试的台湾士子以“官送”的待遇,在福州设立台湾试馆、会馆安置士子。福建乡试的对台优待办法增强了台人对科举考试的热情及对国家的向心力。

*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动态课题组”集体完成,王也扬、崔志海、罗敏、黄道炫、栾景河、赵晓阳、李长莉、郑大华、王键等提供了初稿,王建朗执笔统稿。

注释:

①朱佳木:《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几个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

②张海鹏:《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③谢维:《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④刘克辉:《第二届史学理论前沿问题春季论坛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10第4期。

⑤候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⑥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万昌华:《一场偏离了基点的“知识考古”——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驳议》,《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

⑦王也扬:《“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两类矛盾说”理论探析》,《史学月刊》2011年第10期。

⑧房德邻:《中国近代史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姜涛:《近代史就是要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⑨步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⑩郑师渠:《近代史教材的编撰与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赵庆云:《“三次革命高潮”解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李学智:《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关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虞和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新》,《晋阳学刊》2010年第6期。

谢维:《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参见谢维《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杨天宏《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桑兵:《中国近现代史的贯通与滞碍》,《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杨奎松:《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谢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第129页。

章开沅:《辛亥百年遐想》,另参见金冲及《一百年前和九十年前》、步平《在时空背景下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均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金冲及:《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罗福惠:《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演进》、李良玉:《民族融合的新起点: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等,均载《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崔志海:《辛亥时期思想界关于满汉关系问题论争的再考察——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中心》,《史林》2011年第4期;李帆:《辛亥革命时期的“夷夏之辨”和民族国家认同》,《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再释张之洞帝王之梦——兼答李细珠先生》,《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福建论坛》2010年第5期。

李细珠:《张之洞庚子年何曾有过帝王梦——与孔祥吉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戴海斌:《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交涉》,《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庚子年张之洞对日关系的若干侧面——兼论所谓张之洞的“帝王梦”》,《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一个日本书记官见到的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读中岛雄〈随使述作存稿〉与〈往复文信目录〉》,《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马忠文:《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关系补正——梁启超未刊书札释读》,《江汉论坛》2009年第10期。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等论文,依次刊载于《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4期和2011年第1、2、3期。

吴善中:《太平天国圣库制度辨正》,《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唐晓涛:《神明的正统性与社、庙组织的地域性——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社会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崔岷:《靖乱适所以致乱:成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孙宏年:《清朝末期达赖、班禅关系与治藏政策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许广智、赵君:《试论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西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徐君:《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1876—1886)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

苏全有《论清末新军的国家失控》等论文,分别刊载于《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郑州大学学报》第2009年第4期、《中州学刊》2009年第3期、《东岳论丛》2010年第9期、《福建论坛》2010年第5期、《求索》2010年第12期、《历史教学》2010年第24期、《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详见李细珠《清末民变与清政府社会控制机制的效能——以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矛盾为视点》,《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王敏《从苏报案看晚清政府对政治危机的应对》,《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崔志海:《晚清维新派、立宪派的兴起与清朝的覆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等编:《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李细珠:《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两文分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2011年第6期。

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戴逸:《论光绪之死》,《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崔志海:《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与美国政府的反应——兼论光绪死因》,《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

王开玺:《关于光绪帝死因的思考与献疑》,《晋阳学刊》2009年第6期;朱金甫:《再论光绪帝载湉之死》,《历史档案》2010年第4期。

杨国强:《捐纳、保举与晚清的吏治失范》,《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刘伟:《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革》,《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赵晓华:《晚清的赈捐制度》,《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欧阳跃峰、关成刚:《邪恶之花未必只结罪恶之果——晚清社会转型之际捐纳的客观作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关晓红《晚清局所与清末政体变革》等论文分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2011年第5期、《学术研究》2009年第11期、《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史学月刊》2011年第11期、《学术研究》2011年第9期。

李文杰:《晚清总理衙门的章京考试——兼论科举制度下外交官的选任》,《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晏爱红:《清代中期关于漕粮加赋的三次政策辩论》,《史林》2010年第5期。

倪玉平:《清代成丰初年江浙漕粮海运中的省际矛盾》,《学术月刊》2009年第1期。

周育民:《清季鸦片厘金税率沿革述略》,《史林》2010年第2期。

徐毅:《晚清科举经费研究——兼论从“福利教育”到“缴费教育”的转变》,《历史档案》2010年第1期。

关晓红:《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终结科举制的设计与遗留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汪婉:《晚清直隶的查学和视学制度——兼与日本比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陈兆肆:《清代自新所考释——兼论晚清狱制转型的本土性》,《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黄鸿山:《拯救灵魂的努力:晚清洗心局、迁善局的出现与演变》,《史林》2009年第4期。

谢蔚:《晚清刑部皂役收入研究》,《史学月刊》2009年第4期。

史新恒:《清末官制改革与各省提法使的设立》,《求索》2010年第10期;《效法西方话语下的自我书写——提法使与清末审判改革》,《历史教学》2010年第10期;《分科改制:提法使官制向近代科层制的演进》,《求索》2011年第6期。

孔潮丽:《清代独子兼祧制度述论》,《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吴佩林:《清代地方民事纠纷何以闹上衙门——以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史林》2010年第4期;程郁:《由清刑律中有关妾的条法看妇女地位的复杂性》,《史林》2010年第6期。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

刘宗灵:《地方场域中的权力博弈——以民初江西民政长事件为个案的考察》,《浙江学刊》2009年第2期。

何文平:《知识冲突还是政治反抗——广东地方精英对民初革命党人社会改造的抵制》,《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

杨天宏:《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善后会议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

鲁卫东:《军阀与内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阁员群体构成与分析(1916—1928)》,《史学集刊》2009年第2期。

谭群玉:《制度转型下国会议员与武力派的政治角力——以1918年军政府改组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刘大禹:《个人权力之争还是政治态度之争——也谈宁粤对峙、和解与制度变迁》,《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

汪朝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杨奎松:《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邓野:《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黄道炫:《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朱英:《商民运动期间国民党对待商会政策的发展变化》,《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齐春风:《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田彤:《目的与结果两歧:从劳资合作到阶级斗争(1927—1937)》,《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

付海晏:《革命、法律与庙产——民国北平铁山寺庙案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沙青青:《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佟德元:《东北政务委员会政治空间的膨胀》,《史林》2010年第2期。

罗敏:《蒋介石与两广六一事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构建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与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王奇生:《北伐时期的地缘、法律与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杨天宏:《加入国民党后共产党员的身份认同问题》,《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于化民:《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之国家观探析》,《东岳论丛》2011年第6期。

冯筱才:《“左”“右”之间:北伐前后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与分裂》,《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张宏卿、肖文燕:《革命“下乡”:赣南、闽西革命初期的领导群体》,《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何友良:《农村革命展开中的地方领导群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张玮:《中共减息政策实施的困境与对策——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借贷关系为例》,《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

王士花:《群众运动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李里峰:《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张树焕:《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土改政策反复调整原因探析——兼评“政治谋略说”、“革命形势说”两种观点》,《华侨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杨奎松:《1946年安平事件真相与中共对美交涉》,《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刘一皋:《新中国成立前夕临清事件之历史真实与认识导向》,《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张永:《解放战争中以诉苦会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6期。

该丛书包括:《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综述》、《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近代领水主权问题研究》、《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冲突》、《晚清中英条约关系研究》、《李鸿章与晚清中外条约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列强在华租借地特权制度研究》、《晚清中国与国际公约》、《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刍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2011年版。

侯中军:《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及其评判标准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李育民:《晚清改进、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谋划和努力》,《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

曹雯:《清朝对外体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权赫秀:《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孙艳姝:《晚清中朝朝贡关系详考》,《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

孙昉:《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非成文契约性及其更张》,《延边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陈开科:《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嘉庆十年中俄交涉述论》,《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吴义雄:《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在华西人报刊与鸦片战争》,《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戴东阳:《中国驻日使团与金玉均——兼论金玉均被刺与甲午战争爆发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刘念:《甲午中日可有一战?——一个经济学视野的解读》,《史林》2011年第1期。

蒋立文:《甲午战争赔款数额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崔志海:《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戴海斌:《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交涉》,《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张志勇:《赫德与中英商约谈判》,郭大松、刘溪主编:《开放与城市现代化: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王宏斌:《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英国鸦片商、外交官与中国清末禁烟运动——以第二次〈中英禁烟条件〉谈判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苏智良:《一九○九年上海万国禁烟会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栾景河:《外蒙古是怎样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陆南泉主编:《苏联历史真相》,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朱昭华:《袁世凯政府对外蒙古独立的因应》,《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

张开森:《1918年在华德侨处置案引发的中外交涉》,《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侯中军:《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与中日交涉再研究》,《史学月刊》2011年第10期。

周斌:《舆论、运动与外交——20世纪20年代民间外交研究》,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

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法国政府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法国退还庚款与兴学——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黄岭峻:《谁是1927年南京事件的制造者?》,《史学月刊》2011年第9期。

陈谦平:《济南惨案与蒋介石绕道北伐之决策》,《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刘显忠:《中东路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薛衔天:《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与苏联对东北的“惩罚”战争》,关责海、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臧运祜:《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5期。

张俊义:《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官方对事变真相的调查》,王建朗、栾景和主编:《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鹿锡俊:《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丛书包括:《中国抗日战争与日本世界战略的演变》、《中国抗战与美英东亚战略的演变》、《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战时美国对华政策》、《战时英国对华政策》、《战时苏联对华政策》、《战时德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王建朗:《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吴景平:《蒋介石与战时美国对华财经援助》,《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

陈永祥:《胡适、宋子文与抗战时期美援外交》,《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

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左双文:《盛苏新疆交恶与国民政府对苏外交》,《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

侯中军:《困中求变:1940年代国民政府围绕琉球问题的论争与实践》,《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陈晖:《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杨奎松:《中国内战时期美国在华情报工作研究(1945—1949)》,《史学月刊》2009年第3期。

程早霞、李晔:《一九四九年前后美国中情局谍员秘密入藏探析》,《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陈锋:《晚清财政预算的酝酿与实施》,《江汉论坛》2009年第1期。

刘增合:《西方预算制度与清季财政改制》,《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倪玉平:《清嘉道时期的关税收入——以“道光萧条”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

周育民:《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再估计》,《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

苏全有:《有关清末财政问题的两点思考》,《安徽史学》2010年第4期。

燕红忠:《近代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杜恂诚:《货币、货币化与萧条时期的货币供给——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走出困局回顾》,《财经研究》2009年第3期。

朱荫贵:《论研究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必要性》,《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云妍:《中国早期工业化中的外资效应——以近代开滦煤矿的外溢性影响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康金莉:《论北京政府时期的币制监管》,《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王红曼:《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银行监理体制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

段艳、易棉阳:《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监管的演进与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

史志宏、徐毅:《关于中国历史GDP研究的点滴思考》、陈争平:《近代中国货币、物价与GDP估算》、刘巍:《近代中国GDP估算:数量分析方法的尝试》,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

杜恂诚、李晋:《中国经济史GDP研究之误区》,《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

赵红军:《农民家庭行为、产量选择与中国经济史上的谜题:一个考察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微观视角》,《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戴鞍钢:《中国近代工业与城乡人口流动》,《云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周应堂、王思明:《近代农民离村原因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杨国安:《樊口闸坝之争:晚清水利工程中的利益纷争和地方秩序》,《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

黄正林:《民国时期甘肃农家经济研究——以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心》,《中国农史》2009年第1、2期。

李金铮:《收入增长与结构性贫困:近代冀中定县农家生活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黄正林:《制度创新、技术变革与农业发展——以1927—1937年河南为中心》,《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

马俊亚:《近代淮北地主的势力与影响——以徐淮海圩寨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胡英泽:《清代山、陕黄河滩地鱼鳞册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

曹树基、李楠、龚启圣:《“残缺产权”之转让:石仓退契研究(1728—1949)》,《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龙登高、任志强、赵亮:《近世中国农地产权的多重权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

朱浒:《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

徐锋华:《企业、政府、银行之间的利益纠葛——以1935年荣氏申新七厂被拍卖事件为中心》,《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

虞和平:《抗战后国家资本膨胀和垄断问题再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杨国强:《论晚清中国的绅士、绅权和国家权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马建标:《学生与国家: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及政治转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徐茅明等:《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罗惠缙:《民初“文化遗民”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邵雍:《中国近代会党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秦宝琦:《晚清秘密社会》,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何文平:《变乱中的地方权势:清末民初广东的盗匪问题与社会秩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凤山,冀春贤:《宁波近代商帮的变迁》,宁波出版社2010年版。

王琴:《女性职业与近代城市社会》,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

李长莉:《五四的社会后果:妇女财产权的确立》,《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

王敏等:《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

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宋钻友等:《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

葛涛、石冬旭:《具像的历史: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杨朕宇:《〈新闻报〉广告与近代上海休闲生活:192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刘善龄、刘文茵:《画说上海生活细节》,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

龙伟:《民国医事纠纷研究:1927—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沈伟东:《医界春秋:1926—1937——民国中医变局中的人和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黄鸿山:《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汪效驷:《江南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基于陈翰笙无锡调查的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王广义:《近代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31》,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熊亚平:《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1880—193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郭海成:《陇海铁路与近代关中经济社会变迁》,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张雁:《西方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影响》,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闻曙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1912—1937)》,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吴立保:《大学校长与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昊:《近代中国大学校长的文化选择》,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崔恒秀:《民国教育部与高校关系之研究:1912—193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罗志田:《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李佳:《近代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张美平:《晚清外语教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周东华:《民国浙江基督教教育研究:以“身份建构”与“本色之路”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章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左玉河:《中国近代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章清:《晚清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复旦学报》2009年第6期。

张帆:《晚清教科之“科学”概念的生成与演化(1901—1905)》,《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邱志红:《从“讼师”到“律师”——从翻译看近代中国社会对律师的认知》,《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夏邦:《黄旗下的悲歌:晚清法制变革的历史考察》,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乔素玲:《法制转型的实然图景:近代广东法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刘惠君:《中国近代早期工商业发展与社会法律观念的变革》,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刘昕杰:《民法典如何实现:民国新繁县司法实践中的权利和习惯(1935—1949)》,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王歌雅:《中国近代的婚姻立法与婚俗改革》,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盛美真:《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孙顺华:《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左芙蓉:《民国北京宗教社团:文献、历史与影响(1912—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

王健:《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郑师渠:《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耿云志:《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0期。

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川尻文彦:《“自由”与“功利”——以梁启超的“功利主义”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贾小叶:《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两考”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高瑞泉:《早期自由主义视域中的平等——以梁启超、严复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彭春凌:《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

黄兴涛、陈鹏:《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赵晓阳:《译介再生中的本土文化和异域宗教:以天主、上帝的汉语译名为视角》,《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戚学民:《〈学案小识〉与〈儒林传稿〉》,《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於梅舫:《浙粤学人与汉宋兼采——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论学旨趣解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郑大华:《“九·一八”事变后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的系统传入与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刘增合:《知识移植:清季预算知识体系的接引》,《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

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王东杰:《“声入心通”:清末切音字运动和“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郑大华:《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曲晓范:《刘永福与乙未台湾抗日保岛运动述评》,《东北师大学报》2011年第6期。

王键:《日据时期台湾少数民族武装抗日斗争探析》,“纪念台湾光复65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重庆,2010年。

林仁川、黄俊凌:《日据时期台胞在福建抗日活动之述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等编:《林献堂、蒋渭水与台湾历史人物及其时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台海出版社2009年版;许维勤:《抗战期间台湾同胞在福建等地的抗日活动》,“纪念台湾光复65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重庆,2010年;贺平:《抗战时期台湾学生在大陆参战活动初探》,《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陈忠纯:《报刊舆论与乙未反割台斗争研究——以〈申报〉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2期。

分别刊载于《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江海学刊》2010年第2期。

冯琳:《台湾光复前国民党对台胞的宣传及其缺失》,《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

“纪念台湾光复65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重庆,2010年。

李祖基、刘凌斌:《抗战胜利前后的闽台民间社团与两岸关系》,《林献堂、蒋渭水与台湾历史人物及其时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

陈红民、傅敏:《蒋介石1950年在台湾之“复职”研究》,《江海学刊》2010年第3期。

邓文:《雷震与战后台湾社会运动》,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10年。

“纪念台湾光复65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重庆,2010年。

吴本荣:《浅析建国初期武力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苏联因素》,《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22期。

沈志华:《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

汪小平:《构想同盟:1950年前后远东“太平洋公约”问题与美国对台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崔丕:《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台湾政策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张绍铎:《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当局对美“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纪念台湾光复65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重庆,2010年。

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移民问题初探》,《台湾研究》2010年第2期。

黄俊凌:《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的台湾籍民——心态史视域下的考察》,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抗战时期福建台湾籍民在崇安的垦荒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1期。

刘一彬:《清代福建乡试对台应试保障制度及其历史影响》,《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6期。

本文由今晚特马发布于首页,转载请注明出处:贰零壹叁年中国近代史斟酌综述,二零一七年华

TAG标签: 今晚特马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